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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优戏”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优人的活动被记录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这些人都有辩捷的才能，滑稽多辩，“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在古代，他们是被君王置于宫中殿下用以排忧解愁的。因此，他们常常以说笑话评论时事，逢场做戏，即兴讽谏。他们的活动对我国歌舞戏曲有什么影响呢？值得研究。《考略》作者详细讲述了“优孟衣冠”和《庄子·说剑》的故事，并把它们解释为戏剧演出。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它们和戏剧表演没有任何关系。
先说“优孟衣冠”。《考略》作者说这种表演活动也是“新乐”的一种，显然没有根据。优孟花了大约一年时间作摹拟楚相孙叔敖的排练，最后又着楚相衣冠作戏去讽谏楚庄王。这只是一个宫廷艺人利用自己的技艺对君王进行讽谏的政治活动。这在当时也不过是许多政治笑话（或政治寓言）中的偶然一例。它的偶然性就在于优孟不是别的谏臣，而是一个艺人。怎么能仅仅因为优孟着楚相衣冠便断定这是“粉墨登场”的戏剧呢？戏剧的角色扮演，完全以进入角色的表演为内容，决没有只穿角色服装而演述的反而是演员本人所要表达的政治见解或别的意愿。如果优孟在王宫中由始至终着衣冠表演孙叔敖的故事，那才算是戏。而这段记载，前一部分外形动作“像孙叔敖”的表演，是为了震动庄王，使他由忘却孙叔敖转为想起了孙叔敖，给后来怃恤孙叔敖打好基础。这种形象化的讽谏当然比直谏奏章能打动人心，这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庄王见到优孟扮楚相，先是感到突然，接着他又“欲以为相”，顺着优孟的行动向前发展，也并不是如《考略》作者所说庄王也“因错就错地演起戏来”。而完全是为了弄清楚这个优人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所以“三天”的记载，与陈、谢二位所说的“只是打了个背躬而已”毫不相干。这种解释显然是因为把这段故事误认为戏剧演出而找的遁词。这“三天”的宽限，也完全是顺应优孟的讽谏意图发展，看看他到底要干些什么。直到三天后优孟讲出了目的要求，庄王也全部弄清了真相而最后感谢他，并满足了他的请求。这是合情合理的。通览《史记》，这位太史公从来不用假托之虚语。“打背躬”绝不会在史书上落笔“三日”。所以，我认为“优孟衣冠”的记载本身与戏剧演出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
《庄子·说剑》追录庄子说剑的故事和“优孟衣冠”的特点大体相似，与扮演角色没有任何关联。通读《庄子·说剑》，我认为这里不应当把“设戏”解作赵文王说“我也安排一场戏”。在当时，“戏”这个词还没有形成“戏剧”的概念；直到汉代才形成了“角抵之戏，以观视之”的演戏看戏的意思。本来“戏”字在那时通“麾”字，也读作hui，并作旌麾仪仗之解。庄子讲完剑法提出要比试比试。赵文王说：“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设戏请夫子。”应当解释为“先生暂停，到馆舍等候命令。等我让他们安排好比试的仪式，再请先生来。”于是才花了7天时间精选手下的剑士，站在殿下准备试剑，然后召庄子来比试，才引出庄子的一番形象化议论，使赵文王心悦诚服。这里的“七日”是合情合理的，有什么根据硬让它变成“打背躬”呢？《考略》作者这样大胆假设，对寻求戏曲古源似乎无所补益。至于说庄子后学对先师剑客打扮的追忆是不是不大恭敬，那要看他们政治说教的需要。在当时诸子百家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的争鸣当中，类似庄子作怪态宣传自己主张的作法，也不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不能把它们都猜想做演戏。庄子非儒家，诸多记载独具庄子学风的特异之处。不能以此断定庄子后学只能是编写了老师的“优戏”演出，否则就是对先师形象的损害。《庄子·说剑》故事，我以为一非“优”、二非“戏”，只是一篇回忆录。没有任何根据从这篇散文中挖掘戏曲舞台上时间与空间处理的特点。
至于优人，是古代善于戏谑的乐舞演员。他们常常逢场作戏，即席表演，即兴讽喻，是类似今天的“滑稽”，“相声”，“讲笑话”之类兼有歌舞技艺的演员。他们的表演，对后世的说唱文艺以及戏曲中的丑角表演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是，作为我国以歌、舞、乐为主要特色的戏曲，从源流考察，春秋、战国时代的优人表演只是一条细小的溪水；而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大型歌舞表演却如长江大河一样向前奔流，汇聚成我国戏曲表演艺术的海洋。
如果把戏曲的远源仔细理出一条脉络，我以为大体上可以得出以下和陈、谢二位相同的或不同的结论。
一、我同意陈、谢二位所得出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戏曲远源于原始社会的原始歌舞这个正确结论。但是，陈、谢二位对原始歌舞的考证、论述有不少牵强之处，值得商榷。
二、殷周时期发展起来的大型歌舞在表演艺术上达到了一定水平。陈、谢二位这一论述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认为这时是戏剧孕育期，有史诗表演，有扮演人物的表现方法。这些我认为都没有根据。我认为这时的歌舞有组诗、组歌的表演唱特点，还没有形成扮演人物的表现方法。这时的歌舞仍旧未能接近戏曲的表演形式。
三、春秋时期是戏曲的孕育期。这时的歌舞更加发展，在表演唱基础上开始有一些戏剧性表演方法的萌芽。陈、谢二位认为这时已有了歌舞剧，已是戏曲的幼年时期。这种论断缺乏根据。我认为这时歌舞表演的发展还没有脱出歌舞的大框。但已经孕育了戏曲表演的胚芽。
四、战国时期开始从孕育中产生了戏曲雏形，出现了戏曲萌芽。陈、谢二位说这时期歌舞戏已更加盛行、蓬勃发展，向成长道路迈开步伐。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猜想。我认为这种解释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不符合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规律。
五、陈、谢二位所说的“优戏”，是牵强附会的产物。“优戏”作为一种戏剧样式并不存在。优人的活动对后世戏曲表演只能有很小的间接影响。对于以歌、舞、乐为表演特色的中国戏曲来说，先秦的优人活动基本上与之无直接渊源。
六、中国戏曲孕育期极长，从春秋初期的公元前770年左右到战国后期的公元前220年左右，经历了5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这是由我国诗、歌、乐、舞发展的独特道路所决定的。因而我国戏曲一经孕育成型，便以它的歌舞剧的表演艺术特色称雄于世。
陈、谢二位解放思想向先秦探寻戏曲，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这种探索离开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历程，主观臆测地断定我国古代也有像古希腊、古印度那样的史诗和戏剧，未免脱离实际，得不出什么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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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丙安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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