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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您的书中有一个概念叫历史心性，您认为羌族村寨中的“弟兄祖先故事”隐含了某种历史心性。“历史心性”这个概念应如何理解？
王明珂：我所称的“历史心性”是指流行于群体中的一种个人或群体记忆、建构“过去”的心理构图模式。某种程度上，历史心性决定了何种历史以怎样的方式被建构起来。
在羌族村寨中，问到他们的“过去”，经常听到的就是一种“弟兄祖先故事”。譬如在一条沟里有三个寨子，你问他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他会说：从前，这里没有人住，后来有三个兄弟来到这里，各建自己的寨子，繁衍自己的子孙；我们就是这三兄弟的后代。或者，相邻的有六条沟，他会说：从前有六个兄弟来到这里，各占一条沟，他们分别是这六条沟的祖先。诸如此类。我们可以察觉到，“弟兄祖先故事”似乎在当地是一种“历史”建构模式。我有另一本书叫《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就是从羌族的“弟兄祖先故事”模式来反思华夏民族的“英雄祖先历史”（比如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就是以“英雄祖先”传记为主体的历史书写）。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建构模式，实际上，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心性。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建构模式产生于并造成完全不同的社会。在“弟兄祖先历史心性”的社会中，不同族群是对等的、合作的、相互对抗的；在“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的社会中，其产生的历史记忆﹐比如典范的美国史，说明原来的土著是印第安人，后来“英雄祖先”——“五月花”上的殖民者——来了，他们征服新大陆，后来又来了黑人、亚裔等各种移民，于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就会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居民与新移民等等区分。所以，对羌族的研究提示我们，每种历史都是在特定模式下被记载下来或者说被“建构”起来的。就羌族而言，他们不太会去记那些英雄、征服者和战争，他们选择了遗忘；而人们永远生活在沟里面，几个村寨人群既合作，又区分，又对抗。实际上，在华夏形成的早期，我们的先人也曾考虑用“弟兄祖先故事”这种模式来建立历史，比如《国语》就说黄帝与炎帝是兄弟，但后来这种模式被放弃，炎帝变成了黄帝的手下败将。又比如，记述中国巴蜀地区历史与地理的著作《华阳国志》里写道，人皇兄弟有九人﹐人皇自己居于中州（即中原的华夏），他的兄弟们分居于八方边缘，占据巴蜀的即是人皇的一个兄弟。由此看来，“弟兄祖先故事”的历史叙事模式其实也是很普遍的。我想，川西羌族历史文化资源中最可贵的一部分，就是其“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在今天，它也是中华各民族互称“兄弟民族”这一话语深层的社会文化根源。
读书报：您在书中写道，羌族把大禹、李冰、周仓、樊梨花等作为自己的祖先，这些说法有多少真实性？有何涵义？
王明珂：这些说法的真实性当然不可考了，但其背后的意味却很深长。比如，有些地方的羌族认为周仓是他们的祖先和神，而关羽是汉人的祖先和神。你不要把这看做一种无稽的说法，你要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在中国的民俗故事中，周仓与关羽有主从关系，周仓永远手捧关羽的刀，忠心耿耿地站在后者身边。这个形象很符合羌族人民心目中，“我们是汉人的忠实帮手”这一自我意象。另外，在访谈中，他们对自己民族也很自豪而常自夸。比如，羌族把大禹和李冰视为自己的祖先，就有自视为汉族的拯救者的意味。樊梨花的故事也一样，这是一个异族女子爱上来自文明核心的男人的故事，但对羌族来说﹐它凸显了“羌族是汉族的拯救者”这样的羌族自我意象（唐军得樊梨花之助，才击败了西番）。
读书报：作为一位长期的羌族研究者，您对羌族文化的保护有何建议？
王明珂：我想，对于那些与现实生活已经脱节的文化，即文化遗产，我们当然要尽量地加以收集、保护，然后放在博物馆里、收到书里，乃至数字化后放在网上供大家了解、研究。还有一部分文化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地震灾区的羌族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如何安置他们。如果整体移民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羌族文化与新环境不相适应，这部分文化也可能变成文化遗产。但我觉得，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一种文化，而硬要一些人维持原来的生活。所以，一方面要看国家如何安置他们，一方面也要看他们自己如何选择。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王明珂著，中华书局2008年5月第一版，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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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8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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