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复礼（F. W. Mote）的这本《帝制中国：900年至1800年》（Imperial China: 900-1800），真像一块厚厚的砖。正文部分长达九百多页，用来叙述从五代到乾隆朝结束这九百年间的中国历史。乍一看，它的篇幅似乎有点忒大。但阅读者只须拂案展卷，便很快会如沐春风，好像直面一个学富五车的老人，听他把往昔娓娓道来。你未必见得完全赞同他的那些见解，但你还是会被充溢在讲述中的智慧的魅力深深吸引。在当代中国的通史类著作里，大概只有范文澜的三编四册本《简明中国通史》，才有相类似的阅读效果。

　　迄今为止，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通史教科书，可能还要数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为第一。但是读翦著“纲要”与读牟复礼这本著作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这自然与两本书用于覆盖同一历史时段的书写篇幅悬殊较大有关，但它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也不可以把两者的差异过于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两者在写作宗旨上的根本区别。翦本“纲要”似乎想为中国历史提供一种最逼近唯一真理的系统解释，同时替有助于“科学”地认识中国史的所有那些必不可少的知识要素制定出一套标准答案。它的叙事框架，明显地受上述两项基本宗旨的规定和制约。就成功地应付与中国历史相关的各级专业考试而言，“纲要”至今仍是一种最适宜的读本。可是说老实话，对没有备考压力的一般读者来讲，实在很难叫他们从这本书里读出对中国史的浓烈兴趣或深刻印象。牟著则力图刻画出作者对于中国史的富有个人性质的独特理解。呈现在书中的大量更带“具象化”特征的描写和洋溢着灵动的分析，当然是为证成作者见解服务的，但它们并不刻板地指向某种唯一的解释模式，并且也为读者寻求自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与评价预备了丰富的感性素材。

　　将精到的分析悄无声息地融化在具象化的叙事之中，确实极大地增添了作者笔下历史画卷的生动性与立体感。例如，美国学者史乐民（Paul J. Smith）在一篇有关本书的书评里曾指出过：牟复礼十分强调，在用伦理和个人关系、而不是以操作规范及制度规范来界定的传统官僚体制之下，中国一直无法克服对朋党的强烈憎恶，从而发展出一种得以接纳“忠诚的反对派”的政治文化；而牟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却是围绕着一系列重要政治家，如宋代的欧阳修和朱熹、元代的许衡、明代的方孝孺与王阳明等人的简短传记来展开的。牟氏在赞许清中后叶表现在少数人身上的那种激越的、“有良心的”儒家人格同时，对当日思想文化的总体氛围无甚好感。他写道：“（这种氛围）不鼓励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尤其使政治思想变得多余和毫无意义。在接近公元1800年的时候，几乎没有士大夫还能展现他们身为独立思想者的精神品格。儒家学问与思想中占压倒性的调门，越来越远离各种社会问题，尽管在学术上十分精致。清中后叶文学描写的主要趋势，一方面是对各色当官人懦弱无能的蔑视，另一方面则是对五花八门的投机风气和贪污腐败的讥讽。”这些话使我们想起张承志笔下的乾隆盛世，他说自己看见的，是信仰的鲜血在盛世底层“汹涌地流”。朱维铮则把这个时代称作“戮心的盛世”。“盛世”的华丽，有时候竟显得这般脆弱！

　　无论本书作者是在描述还是在批判乾隆朝及此后的犬儒主义政治文化，也无论读者是否全然同意他的看法，牟复礼笔触所至，总是能把他对历史现象的提炼如此犀利而形象地揭示在读者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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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09-3-29 1:06:05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