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油菜花灿烂的早春日子，我终于下定了离开茶陵的决心。坐在颠簸的摩托车上，穿过料峭的春风，穿过梧桐影里那些熟悉的村庄、那些做过“手艺”的地方，心中感慨万千。如果说田野作业是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的“通过仪式”的话，我确实有某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可以肯定地说，茶陵成了我最熟悉、最了解的地方。在村里生活的日子里，在走乡串村做调查的日子里——或者以村民的角度来说“做手艺”的日子里，农村生活的节奏和律动逐渐变得生动，变得清晰，变得那么的有质感。几十年间，照猫画虎地从书本上学来的种种知识、理论，有些变成了真切可感的故事和有血有肉的人，而有些则变得遥远，令人堪发一笑。

在当地人眼中，我在当地的身份是难以定义，或者说，是多种多样的：舲舫的媳妇、衣匠的徒弟、拍录像的、记者、英语教师，甚至“间谍”，最后，才是调查民俗的。但这最后一种身份，对本地人来说，无疑是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为此他们常常面露疑惑，因为他们很难把我放到社区中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去。庆幸的是，担任舲舫中心小学的英语教师，无疑给我提供了进入社区的身份。后来，当上课前听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大叫“英语老师！上英语课啰！”的时候，当我在不同的村子做调查碰到学生，听他们热情地叫我老师，向村人介绍我的时候，我总是感到，自己在这个社区中真的有了某种归属感。

从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我担任舲舫中心小学五年级二班的英语老师，班上有近50名学生。五年级一班和三班的英语由另一位老师担任。按学校的安排，从五年级开始学英语，使用的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三年级教材，但即使是低了两年级的教材，也不是从字母开始教的。而坦率地说，这种教材一点也不适合农村的教学实际。

由于缺乏师资，也由于英语在小学升学中不做要求，英语课在舲舫中心小学从五年级开始上，每周只有两节（我后来听说在洣江乡中心小学——离县城最近，也即是茶陵最好的农村中心小学——一周有两节半英语课），而教材的分量却很重。全书共有六课，每课又分AB两部份，我紧赶慢赶才全部讲完必须掌握的内容，根本谈不上让学生们多做练习，多巩固。而教材的思路又纯粹是英美式的，以多练为主，少讲规则。为了让学生有个基本的把握，我不仅要补充教字母，还要补充国际音标，虽然据说这个在小学不做要求，在初中才会教。就我看来，这种教材设计实际上失去了一些以前中国人外语教学的优势。以前我们强调讲语法，讲规则，虽然有哑巴英语的弱点，但对于农村的教学实际来说，条件差也依然能学到一些东西。在现在缺少合格的师资（比如发音正确）、课时也少的情况下，强调言语实践的教学思路不仅于事无补，效果反而更差。美国高校教汉语一周是4至5次课，中国农村显然做不到，那又如何能使用同一种思路的教材？教材的脱离实际有时让我啼笑皆非。有一课是教食品，食物净是汉堡包、三明治、果汁、咖啡等西餐，对于这些从未见过这些东西的农村孩子来说，不仅英语难学，连汉语也陌生。教材本来想结合语言学点文化（甚至每课有单独的文化部份，虽然不做考试要求），但语言都完不成，谈何文化？我只有一次能抽时间稍稍谈谈感恩节的事。

教材的问题反映出中国越来越深刻的城乡差别。这种教材放在北京，可能还不错，但对于实际上只能考虑应试教育的农村来说，教材问题多多。在小小的茶陵，县城与乡下也有很大差别。城里有英语幼儿园，而在县城最好的解放路小学，英语也很受重视。但其所以受重视，也不过是因为县城里的人比农民更明白以后英语的竞争优势，也更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机会。教育现在就是考试的代名词，茶陵县城那仅有的几个书店全都是名副其实的考试书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教辅材料。

而农村的整体文化现状，则实在是当得上“荒凉”二字，令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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