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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霸权”的丧失和“平等对话”的出现。在一些文化批评文章中常常遇到“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 Gramsci，1891—1937)在上世纪中叶提出并使用的一个概念。当下我国的文化研究者和文学评论家们使用这个词汇，来代替汉语中常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据最新的报道，2000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葛兰西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的研究，把历史与哲学、历史与政治看作是同一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由对经济的关注转向了对政治、文化的关注，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冲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单一化（过去翻译为‘一元论’——引者）的格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开放。而且，今天当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世界一体化基本形式的观点时，也必然回到葛兰西哲学，以此冲决把资本主义绝对化的教条主义，确立世界发展多元化的思想，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各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合理性。”[2] 葛兰西的理论概念使我们在文化（文艺）批评和研究上开阔了视野，就是说，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对话的领域，“霸权”的取得和建立，不应也不能是通过政治的或行政的手段，而应通过对话和斗争的手段，“主流意识形态要在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谈判和斗争’中建立自己的中心地位”[3]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其基本意思我想是相同的，艺术上的和学术上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要通过争鸣来解决，不能诉诸政治和行政手段。可惜，在很长的岁月里“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能够得以贯彻实行，不得不走了很长很长的弯路。今天在新的环境下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风起云涌，包括某些充满庸俗气味、美化帝王、宣传封建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剧的流行，一些张扬庸俗世界观和游戏人生的所谓“痞子文学”、一些以暴露女性隐私为卖点的畅销小说，以卖当劳文化为代表的西方通俗文化的占领，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与主流文化（或主旋律文化）共存、对话和竞争（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是“谈判和斗争）的新格局。在新文化格局中，文学艺术固有的批判品格被大幅度消解，消闲性和娱乐性的消费文化和文化的消费功能空前膨胀；而批判性从来是文学艺术之存在的基本品格，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重要特点。在这种新的文化构成格局中，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相对削弱甚至丧失，而要取得这种“霸权”即领导权，靠的不是行政命令，不是政治优势，而是蕴涵着深度艺术审美力量和隐蔽着强大意识形态魅力的艺术作品的对抗和竞争。
文化研究的兴起
在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文化出现的新形态和新格局，为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批评的“登场”提供了条件。有人指出，我国今天的文化环境，与上世纪70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的所谓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文化形态十分相似，而当时西方的那种文化环境，曾孕育和催生了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研究”理论。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研究”理论，在90年代我国的文化环境下，被引进我们的文学评论中来，力图以此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学批评为文化批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倡导者们还主要是一些西方文学翻译者、研究者、教授等学院派的学者，也有个别没有外国文学背景而早就从事创作或批评的人。这种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兴起，在文学批评出现式微迹象的90年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把文化的因素引进文学批评中来，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边缘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和理念引进文学批评中来，的确有益于丰富变得僵化了的传统文学批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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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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