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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自身，最重要、最直接的途径，莫过于前人传习下来、而今还被人们传习着的民俗。民俗是群体生活的产物，又是群体所享受的文化。人由自然人转变而为社会人后，便构成聚落，部族，城镇，邦国，……于是也就有了民俗。民俗是由民众和群体传习而得以嬗变和发展的。如果不计北方阴山山脉的几处岩壁上保留至今的那些一万年以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最近，据媒体报道，在内蒙古东部的敖汉旗发掘出了8200年前的一个规模庞大的聚落遗址，这一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华祖先传习的民俗，至少已经有如此久远的历史了。尽管如此，我们在谈论我们民族的民俗时，一般是指农耕文明时代的民俗。
我国历史上有纂修地方志的传统，而缺乏纂修民俗志的传统。林林总总的地方志里不乏民俗的记载，各类典籍里也不乏有关民俗（尤其是岁时和礼法）的评说，但应该说，历史上记载下来的民俗现象是远非系统和完善的。更明白一点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典籍中，尽管不乏有关礼法、祭法等属于上层统治者的民俗生活和仪程的文献记载（也多少反映出一些下层民众的民俗形态），也有一些常被列为杂学的岁时记一类的随笔，但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志，却几乎没有什么完整的遗产可以接受。其中原因固多，但最不容忽视的，笔者以为至少有两条：其一，是汉代儒家学说被尊为国家精神文化的基础以降，下层民众的民俗文化一向处于文化弱势，或受到忽视，或受到蔑视；其二，是战乱和党争的频仍，除了在历史风尘中民俗的自然嬗变外，大规模杀戮和种族灭绝，使某些地区或某些族群或某些邦国的民俗湮灭于一时，有的甚至导致了民俗传习甚至族群文明的断裂。
历史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进入历史新的时期以来，民俗志对于人类认识自身和认识历史的意义，才逐渐被学界所认识；而纂修民俗志的必要性，也相应地被学人们所提起。经过两三代学者20年的倾力建设和集体智慧，中国的民俗学开始进入了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即初步摆脱了向外国民俗学“邯郸学步”的幼稚阶段，在学科建设上的自主意识和建构意识大为增强，随着各类著作的问世，学科体系和理论序列正趋于形成，特别是作为学科建设基础或曰前学科建设的资料积累，业已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绩，尽管目前我国正在启动全国性的民俗田野调查工程，以求全面搜集记录最新面目的活态民俗文化现象。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纂编一套能够代表一个刚刚逝去的时代的民俗志丛书，已成为时代赋予的责任。
《中国民俗大系》（陶立璠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的出版，正是这样的一套适应时代需要的大型民俗志类丛书。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是全面性——按今天的省市（区）行政区划来分别记述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的种种现象（事象）。这三个大的类别，哪一个类别都不偏废，既符合民俗文化的实际生存状况和生态布局模式，也体现了编者的学科结构思路。
针对着一个时期以来民俗学界出现的把不同时代记录的民俗现象（事象）都拉来充当现代还流传的和存活的民俗现象（事象）的反历史主义倾向，主编者强调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获取当下社会不同阶层中现存的（或流传的）民俗现象（事象），“所收录的民俗资料，以现代仍在民间传承的民俗文化为主”，“对历代地方志和文献古籍中的民俗资料，只是在记述民俗源流时，适当引用，不宜过多”（《总序》）。所有编者都遵循这样的要求和规定，就不仅使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民俗资料有了一个严格的限定和标准，更重要的，是使整套丛书反映出20世纪的鲜明时代特色和民俗文化精神。
过去我们读到的一些古代的“准”民俗著述，特别是各地的“岁时记”，其作者们也大都注意了记录民俗资料的“记实性”这一特点。应该说，“记实性”乃是我国传统民俗著作的一个好的传统。所谓“记实性”，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学术专名“田野作业”或“田野调查”或“实地采录”。但古代的那些“准”民俗著述的作者，毕竟不是具备现代学科意识的专门的民俗学者，他们虽然在引录或记述民俗现象（事象）时，注意到了资料的“记实性”，然他们的文体，充其量仅是些随笔，尚不具备现代的学科的要求。我们要指出的是，通过“田野作业”调查而得来的记实性的民俗资料，从根本上杜绝了文人（搜集者）的向壁杜撰，从而保留下了民众所生存和呼吸于其中的活态民俗文化的本来面貌。从民俗学的学术研究来说，或更扩展一点说，从历史研究来说，这种显示着今天特定时代特征的民俗资料，才是最可珍视的文化资料，经过梳理、分类、评点、研究的功夫，便进入了科学研究的领域，为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提升提供了可靠而稳固的基础。
《中国民俗大系》是一套规模庞大的丛书，应当说，这套大型书系的纂编，还只是学者们的一个尝试，因为编纂这样一套规模庞大、又能体现20世纪民俗文化精神的书系，不是有了一套事先设定的统一的、严格的学术规范就能凑效的，甚至也许还有其他的体系（比如按照文化圈的不同来分卷）可以遵照，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发动一次全国性的田野调查为依据。试想，如果等待这样的一次田野调查之后再动手来纂修，恐怕连我们这些人白了头、见了马克思的时候，其纂修的计划都还悬在空中，无法落实。因此，我为该丛书在20世纪刚刚结束、新的世纪刚刚开始之际就能一次性整体出版，感到高兴，并表示祝贺。
2004年12月18日于北京
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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