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累”说的根本之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或曰：“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 。禹最早见于西周，春秋时又出现了尧舜，战国时又出现了皇帝、神农，秦时又出现了三皇，汉代又出现了盘古。越是后出现的人神，他们的辈分越高或资格越老。这当然是指见诸于载籍的，而不是指原来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没有注意到或没有提到神话的口头原始形态，正是顾颉刚的历史局限之所在。而古史的顺序，则恰恰反过来：盘古最晚出现却辈分最高资格最为古老（是创世始祖），三皇（天皇、地皇、泰皇）次之，皇帝、神农再次，尧舜更次，禹的辈分最小。顾颉刚遵循他所发现的这个轨律，一方面根据神话传说的演化去审视和判断史实，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根据历史演进去分析神话传说。胡适说，“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他把顾颉刚的方法概括为四种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他说，顾颉刚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顾颉刚的方法可以称之为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尧舜禹的神话、黄帝神农伏羲的故事等等，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研究，研究史事和神话的演进，怎样由简单到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解释导致每一次变化的原因。

　　“尧舜禹的地位问题”是顾颉刚最早对古史产生疑窦的问题，也是顾颉刚研究古史进行辨伪的第一个实验性问题。在尧舜禹的地位问题之中，关键又是古代关于禹的观念及其演变。于是他便把禹的“演进史”作为重点讨论的首选。他从古籍的记载中看到，古代对禹的观念是那样的混乱和矛盾：

　　（1）《诗经•商颂•长发》：“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顾颉刚说，在《生民》一诗里，“作者的意思为后稷始为种植的人，用不到继续前人之业。”也就是说，“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一个禹的观念。”而到了《商颂》里，作者说，禹是一个“敷下土方”、开天辟地的神。据王国维的考定，《商颂》是西周中叶的作品。
　　（2）《诗经•鲁颂•閟宫》：“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到了《閟宫》，禹已经变成了最古的人，而且是最早的有“天神性”的人王，那个在《生民》里被认为是“始为种植”的后稷，如今不复是“始为种植”者而变成了“缵禹之绪”、继续禹的功业的人物了。
　　（3）《论语》：“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

　　同样，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他们出现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粲然大备了。“因为得了这一个知识，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他从《尧典》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之间的冲突中，意识到中枢的人物是禹，对禹在传说中的地位特别加以注意，并从此旁及他种传说，以及西周、东周、战国、秦汉各时代人的历史观念，“不期然而然在我的意想中理出了一个古史成立的系统。” 而这个古史系统，概括说来就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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