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颉刚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家庭，幼年时期就饱览群书，喜欢史学，发现许多古书是靠不住的，传说中的古史也是靠不住的。“五四”运动之后，反封建成为社会潮流，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持怀疑态度，要求批判接受，终于，顾颉刚在怀疑、批判中产生了推翻古史的动机。他说：“因为辑集《诗辨妄》，所以翻读宋以后人的经解很多。对于汉儒的坏处也见到了不少。接着又点读汉儒的《诗》说和《诗经》的本文。到了这个时候再读汉儒的《诗》说，自然触到他们的误谬，我更敢大胆的批抹了。到了这个时候再读《诗经》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我真大胆，我要把汉学和宋学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它的真相来。” 顾颉刚读郑樵的《通志》、姚际恒的《九经通论》和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书，开始怀疑古史和古书的可信性，而且从怀疑“传”、“记”，到怀疑“经”，从辨伪书、辨伪事，到辨伪史。

　　顾颉刚在胡适指导下标点《古今伪书考》时在给胡适写的一封信中写道：“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真不知藏垢纳污到怎样！若能仔细的同他考一考，教他们涣然消释这个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 胡适对顾颉刚的这种大胆的疑古思想颇为欣赏，他在回信里这样说明他的古史观：“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压缩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需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酝酿期。他在《古史辨》第1册《自序》里写道：在“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按在1921年——本书作者）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确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到1923年5月6日出版的《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上刊登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接着发表了刘棪藜、胡堇人的辩驳文章，于是辩论文章相继见诸报端，一个震动中国学术界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便在论争中形成了。

　　从学术渊源上来说，“古史辨”派不是几个杰出思想家们的凭空杜撰，而是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前代疑古学者的思想和学术的继承与延续。顾颉刚说：“在崔氏的信经而重新审查了传、记里的资料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连经书本身也要走姚际恒的路子，去分析它的可信程度。这就是《古史辨》的产生过程。” 钱穆说：“颉刚史学渊源于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 胡适说：“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辨证的事实。” 钱玄同说：“前代学者如司马迁，如王充，如刘知几，如顾炎武，如崔述诸人，都有辨伪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别的见识。可是前代学者的辨伪，都是自己做开山始祖，所以致力甚劬而所获甚少。咱们现在，席前人之成业，更用新眼光来辨伪，便可事半功倍。” “古史辨”派之于传统学术，既有继承，又有超越。所谓“超越”，一是“用新的眼光来辨伪”（如引进并运用了进化论的理论与方法，如“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即比较研究等），二是辨伪范围的扩大（顾颉刚说他的“所谓辨伪，大约有三方面：一是伪理，二是伪事，三是伪书。” ），三是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第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第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第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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