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古人没有历史观念，只有致用观念。孔子“只拿了致用的观念来看夏殷，而不拿历史观念来看夏殷，”，“在这种观念之下，与周有关的尚可仅凭传说，而与周无关的自然更不妨让它澌灭了。” “古时虽以孔子之圣知，也曾起过‘文献不足’的感叹，但究竟受时代的束缚，惟有宛转迁就于致用的观念之下而已。”
第二，儒家和墨家的提倡。

　　顾颉刚说：“孔子的思想最为平实，他不愿讲‘怪、力、乱、神’，所以我们翻开《论语》来，除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二语以外，毫无神话色彩。其实那时的社会最多神话。试看《左传》，神降于莘，赐虢公土田（庄三十二年），太子申生缢死之后，狐突白日见他（僖十年），河神向楚子玉强索琼弁玉缨（僖二十八年），夏后相夺卫康叔之享（僖三十一年），真可谓‘民神杂糅’。历史传说是社会情状的反映，所以那时的古史可以断定一半是神话，可惜没有系统的著作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以《楚辞》中的《天问》为最能表现那时人的历史观，但已是战国初期的了。……在《天问》中，禹是一个上天下地，移山倒海的神人，鲧是给上帝禁压在山里的。洪水是开辟时所有；平治水土不是人的力量，乃是神和怪物合作的成绩。有了这个了解，再去看《诗》《书》，那么，玄鸟生商的故事，履帝武生稷的故事，‘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之句，‘殛鲧于羽山’之文，均不必曲为解释而自然发现了它们的真相。”

　　在顾颉刚看来，在战国之前，中国古史的性质，大体是宗教的、神话的。所谓“历史化”的过程开始于战国时代。前面提到的顾颉刚给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序里提到的孔子对“黄帝四面”、“夔一足”的解释，以及顾颉刚在此前所写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提到的“黄帝三百年”的解释，如顾颉刚所说，“出发点虽在辨伪，但是结果则反而成了造伪：造了孔子的假话和古代的伪史来破除神话。”

　　顾颉刚认为，墨子的“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对社会制度的变化发生了重大影响，连与他势不两立的儒家也不能不采取他的学说，而“社会组织的大变动，当然对于思想学术有剧烈的影响，古史传说遂更换了一种面目。”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墨子的尚贤主义影响之下，出现了尧舜的禅让故事。尧舜禅让故事是神话“历史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第三，阴阳五行说的影响。阴阳五行说用了阴阳五行的交互错综所引起的变化，来说明自然界的状况和社会的状态。战国邹衍和西汉刘歆先后创立的五德始终说，不仅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而且对神话传说的系统化、历史化起了重要作用。顾颉刚说：“到了西汉的末叶，刘歆作《世经》，又另创了一种五德始终说，从伏羲的木德为始，以五行相生说为次：木生火，故炎帝以火德继；火生土，故黄帝以土德继；土生金，故少皥以金德继；金生水，故颛顼以水德继；水又生木，故帝喾以木德继；木又生火，故帝尧以火德继；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继；……这样排下去，从伏羲到汉，这五德的系统共转了两次半，比邹衍的原说，丰富多了。因为中国一切学问都是到东汉时才凝固的，所以他的话非常占势力，所有讲古史的书不提伏羲则已，一提到则未有不说他‘以木德王’的。” 阴阳五行说及其衍生的五德始终说，一旦被创立出来，由于适合于帝王们的政治需要，故而很快便大行其道，不仅严重地掩盖了史实的真相，同样也以一种新的神话系统和政治逻辑，严重地改变了神话传说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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