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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问题”已经困扰了无数代的古典学者。《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某个人吗？是他在历史上的某一特定时期创作了这些史诗吗？还是说“荷马”的名字背后潜藏着经历了漫长的口头创编和传播过程的史诗传统及其影响？格雷戈里·纳吉通过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视野做出的精深研究，卓尔不群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模型，回答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怎么样、何时、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最终被以书面文本形态保存下来，并且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缘由。对纳吉享誉国际学界的这部经典力作，我们特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朝戈金撰文予以推介。
格雷戈里·纳吉的荷马史诗研究，风范颇独特。正是这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把那个年深月久的古典学难题——“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解读为“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也是他，在古典学和民间文艺学（口头传统）两个阵营中，都有大批拥趸。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以古典学的底子，民俗学的视域，在古代经典研究中，别出机杼，道人所未道，一举成为北美古典学和史诗研究领域的翘楚。
围绕《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身份”问题及其“追问”，自古以来就聚讼纷纭，往前可以上溯到亚历山大时期。那时的古希腊学者中被称为“ 离析者”的克塞农和海勒尼科斯就指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存在差异和内在不一致问题，从而认为《奥德赛》不是荷马所作（默雷《古希腊文学史》第二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系统论述过史诗特性的古希腊文论家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和断定荷马是口头诗人的犹太牧师弗拉维斯·约瑟夫斯（生于公元37／38年），也遗憾地没能给我们提供多少关于荷马其人其作的信息。
18世纪的荷马研究主要围绕着所谓的“荷马问题”而延伸，其发展开启并影响了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史诗学术。从本质上讲，“荷马问题”主要是对荷马史诗的作者身份（一位或多位诗人）的探寻，连带涉及荷马和他的两部史诗之间的其他关联性问题。从“荷马问题”到“荷马诸问题”(纳吉《荷马诸问题》导论部分)，这种“追问”的线索凝结了国际史诗的学术走向，也映射出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术开拓。
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荷马史诗在被写定之前一定经历过口头传播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很可能比“荷马 ”时代要晚许多。意大利启蒙主义哲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中就坚决主张，与其说史诗是个别天才诗人的作品，毋宁说是一切诗性民族的文化成果。英国学者伍德（Robert Wood）发表于1769年的《论荷马的原创性天才》更径直提出荷马目不识丁，史诗一直是口耳相传的。1795年，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刊印了一篇论文《荷马引论》，随即成为一根长长的导火索，不仅引发了19世纪发生在“分辨派”（Analysts）和“统一派 ”（Unitarians）之间的论战，同时也成为20世纪“口头程式理论”学派崛起的一个重要前因。“分辨派”和“统一派”的论战，乃是“荷马多人说” 和“荷马一人说”之间的论战。他们之间学术立论的不同，实为语文学立场与文学立场之抵牾所致。所持方法各异，追问路径分歧，观点也就相左。有两端，就有居间者，那些介乎两端之间的取态，认为荷马史诗虽然不是诗人荷马独自完成的，但“他”在史诗定型中一定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
荷马与荷马史诗一直被看做是西方文学的滥觞，其人和其作就成了相互依存的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个问题。纳吉以他素有专攻的语文学功力，围绕他的“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深度阐发了古希腊关于歌者、歌诗制作以及荷马之名的词源学涵义，同时也令人信服地重构了荷马背后的演述传统、文本形成及其演进过程等诸多环节的可能形态（纳吉《荷马诸问题》第三章）。他广征博引的若干比较研究案例，显示了他对当代口头传统和人类学诸领域的熟谙。在谈论古代的歌与歌手、诗与诗人的内部关联时，能够旁征博引，以类比方法，为我们遥想文本背后的古希腊歌手提供了一个支点。
纳吉的道路，与他同校前贤们的卓越工作有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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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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