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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满族说部的内涵与分类
满族说部的称谓，源自满语“乌勒本”，译作汉语当为“传”、“传记”之意；由于清朝中后期满语渐废，便改用“满族说部”或“英雄传”的名称。与之相应的，讲唱说部也大多运用汉语，偶尔夹杂某些满语（女真语）成份。传统说部的艺术形式，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短到长的发展过程。
说部艺术形式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说唱结合，以说为主，有时也伴有讲唱者模拟说部中人物动作的生动表演。满族民间俗语所谓“要有金子一样的嘴”，乃是对于擅长讲唱口头文学和说部作品的代表性传承人最大的褒奖和最高的夸赞。就氏族而言，讲唱说部并非单纯的娱乐和消遣，而是追念氏族先人业绩、传承“民族文化记忆”的最好行动。因而讲述的过程被阖族看成神圣而隆重之举，往往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萨满讲唱。开始之前要焚香漱口、祭拜神灵，而后虔诚讲唱，气氛神圣肃穆。听众则要严分辈份，谦恭有序。可见满族的“讲祖”、“颂祖”活动同氏族内部的祭祖习俗密切相关，乃是女真—满族传统文化中最稳定的因素，承载着氏族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和对祖先、英雄的崇拜。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久而久之赞语颂文终于演变和升华为篇幅浩瀚、雄浑壮阔的说部艺术，把北方民族口头长篇叙事文学推进到新的境界。女真—满族传统说部具有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十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涵，乃是满族及其先世社会史、氏族史、家庭史的浓缩与剪影，属于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无比丰富的载体。由于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因而堪称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
据近年来我国的民间文化工作者通过田野作业的初步掌握，传统说部就内容看大致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为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传说”。这类说部主要来源于各姓满族珍藏的萨满神谕、萨满记忆。如黑龙江爱辉地区流传的《尼山萨满》、《西林大萨满》、《恩切布库》，和黑水女真人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东海女真人的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等，便是典型代表。其中《天宫大战》是有关满族原始先民开拓北疆、繁衍人类的英雄神话，作品歌颂了三百女神与恶魔的鏖战，反映了满族原始先民通过与自然、与社会的拼搏抗争，而达致天与人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波澜壮阔的曲折经历。作品堪称人类神话中魅力四射的珍奇瑰宝，完全可以同世界上最著名的神话相媲美。流传在乌苏里江以东锡霍特山麓的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原为满语（女真语）韵文，可诵可唱，表现的是部落时代的战争风云，从形式和内容看都属于地地道道的萨满英雄史诗。
第二类为包衣乌勒本，即家族传、家族史。这方面的说部在满族诸姓家族中至今时有发现。比如吉林省长春市赵姓家族的《扈伦传奇》，黑龙江双城马亚川承袭的《女真谱评》、《海宁南迁传》，黑龙江爱辉富氏家族的《顺康秘录》、《秋亭大人归葬记》、《东海沉冤录》，黑龙江宁安富英仁传承的《东海窝集传》等。其中《东海窝集传》乃是流传于黑龙江宁安深山老林中的窝集人的作品。“窝集”为满语（女真语）“稠密森林地带”的意思，而窝集人即野人女真。所谓“野人女真”，是生活在原始森林中即大山深处的“林中之人”。宁安地区四周环山，中间属河谷平原，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特殊地理环境为传统说部的保存流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使《东海窝集传》成为说部中具有原始活力的代表性作品，堪称研究满族原始思维及其审美观念的活化石。
第三类为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这部分作品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分做两大类，一是真人真事的传述，二是传说人物的演义。前者如黑龙江宁安地区富察氏后裔傅英仁承袭讲述的《萨大人传》，以及《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金兀朮传》、《忠烈罕王遗事》、《双钩记》（又名《窦氏家传》）、《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熬拜巴图鲁》、《松水凤楼传》、《黑水英豪传》等；后者如《乌拉国佚史》、《佟春秀传奇》等。其中《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记录了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家族通过与蒙古贵族联姻、团结蒙古族共同建设大清王朝的历史故事，反映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共生共存、互动互补的发展过程，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赞歌。整个作品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达到了颇高的艺术水准。
第四类为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传奇。这些说部主要歌颂各氏族流传已久的英雄人物。如著名的爱情传说《红罗女》及其不同传本《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表现图们江守航江神的《图们玛发》以及护佑福祉的《关玛发传奇》，地方风物传奇《巴拉铁头传》、《白花公主传》，满族民间长篇说唱《姻缘传》、《莉坤珠逃婚记》、《依尔哈木克》、《得布达利》等。《红罗女》流传在黑龙江省镜泊湖附近地区，其变体《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则流传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而在吉林省东部的敦化等地区又有《银鬃白马》、《红罗绿罗》的不同传本。上述同一母题而变体纷呈的状况，属于民间口头文学通常所说的“变异性”。传统说部作为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动态地传承着，因而带有立体性的三维空间、甚至四维空间的特点是不奇怪的。正如阿尔伯特·洛德指出的：“每一次表演都是单独的歌，每一次表演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表演都带有歌手的标记。”[５]在同一母题中经常出现异文，这是民间口头文学同作家书面文学创作方式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民间口头文学永不衰竭的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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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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