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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诞夜得知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去世的消息真让人悲伤。他是我长期的老师、朋友，也是《美国利益》的编委。我是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认识亨廷顿的，当时他刚刚从卡特政府辞职来到政府管理系工作。通过每年夏天在位于波士顿鳕鱼岬的维阿诺俱乐部（Wianno Club）年度会议和他在哈佛主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讨论会和聚会，他比多数教授都更好地维持了和从前学生的联系。
亨廷顿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科学家。最能体现他学术成就的地方就在于其著作涉及的范围，和每本书都成为各附属领域主要参考书的事实：军民关系方面的《军人与国家》、国防政策方面的《共同防御》、比较政治学方面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国际关系方面的《文明的冲突》、美国政治方面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前景》和《我们是谁？》等。通过学术成果和他的众多学生，他实际上创立了政治学中的战略研究学科，这是个在他之前多数大学都没有认真研究过的领域。
因为未来几天和几个星期会有很多纪念亨廷顿的文章，我想主要谈谈他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即他在比较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首次出版于1968年，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创建笼统政治发展理论的努力，在该领域留下深刻印记。当我在1997年定期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书评时，曾指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国际政治领域在过去七十五年来出版的五本最佳著作之一。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亨廷顿请我为他在2006年出版的平装本新版本写序言。这是我非常愿意接受的荣誉。下面简要引用我在序言中写过的话：
“为了理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思想意义，有必要把它放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的背景下。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最高潮，也许是美国雄心勃勃要创造人类社会发展总体实证理论的尝试。现代化理论根源于19世纪末期欧洲社会理论家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马克思、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家的著作建立了一系列概念（比如,身份/契约、机械结盟/有机结盟、礼俗社会/法理社会、魅力权威/理性官僚权威等）企图描述人类社会在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转变中发生的社会规范和关系的变化。他们主要根据早期现代化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企图总结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上，欧洲社会理论都被两次世界大战毁灭了。这些理论观点流传到美国，被二战后在哈佛比较政治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比较政治委员会等地方工作的一代美国学者所接受。韦伯的学生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导下的哈佛比较政治系希望那创建一个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
“194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也对应于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和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时期，这些新独立国家有强烈的理想实现现代化，赶上从前的殖民地宗主国。诸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白鲁恂（Lucian Pye）、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戴维·爱普特（David Apter）和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等学者把这些重要发展看作社会理论的实验室，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和把他们的政治制度民主化的重大机会。
“现代化理论把强烈规范性的价值放在现代性上，在他们看来，现代性的好处是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像都市化和亲属群体解体等社会关系的变化、更高程度范围更广泛的教育、走向诸如“成就”和理性等价值的规范性转变、世俗化、民主政治机构的发展等都被看作相互依靠的整体。经济发展将推动更好的教育，教育程度提高导致价值观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又推动现代政治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正面挑战这些假设。首先，亨廷顿认为政治堕落至少和政治发展有同样大的可能性，新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就是社会和政治越来越混乱。第二，他认为现代化的好处常常运行在交叉的目的上，尤其是当社会动员程度超越政治机构的发展后，人们会非常沮丧，因为社会各界人士根本不能参加政治体制。这导致一个他贴上“普力夺主义”（执政官制）（praetorianism）标签的条件。这是造成叛乱、军事政变、软弱和组织不良的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没有边界的同一个现代化过程的不同方面。后者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因为像政党或者法制体系等机构是以更复杂的形式创立和演化的。
“亨廷顿从这些观察中得出针对现实的隐含意义，也就是，政治秩序本身是好东西，但不能从现代化过程中自动产生。实际上正相反：没有政治秩序，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不能成功进行下去。现代化的不同成分需要被排序。在政治参与度上的过早扩大比如初期选举可能动摇脆弱的政治体制。这确立了发展战略的基础，后来被称为“专制过渡”，即现代化的独裁提供政治秩序、法治、和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一旦所有这些积木到位，现代性的其他方面比如民主和和公民参与就可以添加上去。（亨廷顿的学生法瑞·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2003年写了一本书《自由的未来》，标志着这个论证的更新的变体。）
“亨廷顿著作的意义必须被放在本书出版时美国外交政策上发生的变化这个背景下看待。1968年标志着越南战争的高水位标记，当部队力量增加到五十万人，而越南春节攻势破坏了美国民众的信心。许多现代化理论希望他们的学术著作能对美国政策有宝贵的价值，沃尔特·罗斯托的书《经济增长的阶段》是新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指南，因为它试图缓冲像南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抗拒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期，美国人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成功故事。北越和南越建造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式国家的竞争最终以后者的失败而结束。
“亨廷顿认为存在将专制独裁现代化的另外一种前进道路，这个观点在1960年代后期高度两极化的美国背景下遭到很多人的辱骂。不过，正是韩国的朴正熙（Park Chung-Hee）、台湾的蒋介石、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领导人创造了所谓“亚洲奇迹”，即使越南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可以大胆地说《政治秩序》最终颠覆了现代化理论。它是钳子攻击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尖是批评左派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理论家神圣化种族中心主义的欧洲和北美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人类遵循的普遍道路。美国社会科学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涵盖一切的理论，开始后来陷入当今方法论巴尔干化的衰落过程。”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的早期著作之一，确立了他作为政治学家的地位，但决不是他对于比较政治学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他关于民主转型的著作也成为冷战结束时期被广泛引用的参考文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系列文章开始于1984年在《政治科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更多的国家将成为民主国家吗？”。亨廷顿在调查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民主转型的情形后，指出如果考虑到不祥的结构和国际条件的话，世界将不大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看到更多从独裁转向民主的国家。当然，这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仅仅五年的时候写的。在共产主义模式垮台后他很快改变思路，写了《第三波》，这本书给予这个时期一个名称。
但是，《第三波》对于民主的立场和该领域的许多文章不同，这些文章要么集中在机构上（比如在施米特、奥唐耐尔、怀特海等系列），要么集中在民主稳定性的结构条件（这个是从李普塞特（Lipset）经过普沃斯基（Przeworksi）传下来的传统）。亨廷顿注意到第三波转变的大部分已经出现在文化上的基督教国家，在20世纪末期的民主化模式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尤其是天主教世界在追赶新教徒的第一波转变者，正如天主教社会在资本主义革命中也落后一样。但第三波不是最终将要包括所有社会的更广泛文化现代化过程，而是一个扎根于继承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价值的社会。
虽然可能当时不明显，但《第三波》的论证预兆了后来在《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以及他和拉里·哈里森（Larry Harrison）编辑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更加详细论述的许多主题。亨廷顿坚信文化价值的持久性，以及宗教作为影响国家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的地位是对现代化理论更深刻的驳斥，而不是对《政治秩序》中提出的著名理论的驳斥。全球化只是表面的力量，创造了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性“达沃斯人”的稀薄外表，不可能最终保证和平或者繁荣。美国并不代表普遍性民主运动的先锋，相反，不过是根源于‘盎格鲁新教徒’社会的成功道路。他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学术努力集中在宗教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上。
在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我和亨廷顿的观点不同。尽管我充分认识到文化的力量和持久性以及现代自由民主扎根于基督教文化价值的方式等，但是在我看来，在解释民主作为政治制度的起源而不是持久性方面，文化能发挥更有用的作用。我觉得，亨廷顿低估了人们对生活在具有责任政府的现代自由社会的普遍渴望。他的论点主要建立在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看作两个完全分离的过程基础上，这一点我是不敢苟同的。他描绘的文化冲突的惨淡世界图画受到伊斯兰教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喜欢，但是对于解释当今中国和印度没有多大帮助，实际上也不能帮助解释不是伊斯兰分子或者民族主义者的伊斯兰世界或者俄罗斯的人们的动机。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文明，它们的动机包括了众多的利益和积极性，这些往往能战胜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
尽管如此，亨廷顿的论证往往影响大，学术功底深厚、说服力强。即使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你也不可能不用最大的严肃性看待他的论点。亨廷顿的著作提供了后来所有讨论所使用的词汇和结构，涉及的话题包括美国政治、国防政策、民主转型、美国身份认同等。除了众多著作外，亨廷顿还是个伟大的老师，培养了整整一代学生，他们实际上重新改造了政治科学的所有附属领域。从他最早期的著作到最后一本著作都引起激烈的批评，但这恰恰是具有独特思想和重要观点的学者的标志。可以大胆地说的是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不大可能再见到像他这样杰出的人物了。
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2009-01-14 11:49:3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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