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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请来座谈的田传江同志是一位地方学者，既不是北京大学的，也不是社科院的，他是来自山东的一个乡镇干部。我们民俗学这门学问是一门眼睛向下的学问，我们研究的东西主要在底层，如果要理解民俗，不仅需要有理论上的知识，更需要有民俗志方面的知识，就是应该把眼睛放到底层。
近十几年来，我们在民俗志方面出了不少成果。有的是集体成果，比如像各省的省志中都有一本单独的民俗志，或民俗与方言合志，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有七八本，其他各省还在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北方几个省出的比较早，像河南、山东、山西等，但是质量不一。大家一致认为比较好的是河南卷和山东卷。河南编写民俗志有专门的机构，有专门的专家把关，在出版《河南省志·民俗卷》之前，已经出版了很多地方的、县一级的民俗志，基础比较好。《山东省志·民俗志》也有自己的特点。还有一些我们已经看到但尚未正式出版的，比如江苏省的民俗志写的也很好。江苏省的民俗志和山东的一样，都附有本省的民俗学史，即各省民俗学发展的情况。民俗学史如果让一个人写，不是不行，但在材料上比较困难，如果分到各省去写就比较容易。不过，省志是由各省分别去写的，体例不尽统一，今后可以吁请尚未出版的省份在写民俗志时一定要附上各省的民俗学史，将来30个省市的民俗学史合起来就是一部中国民俗学史。
除了集体编写的民俗志之外，还有个人撰写的民俗志著作，这种个人编写的民俗志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编者所描写的县（或乡、或村），往往就是编者所生活的地方。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先生在30年代他的代表作《民间传承论》中就曾指出，民俗学这种工作就研究者而言有三个层次，一种是游客的学问，就是走马观花到各地去看看，然后写出一些文章。这种文章写的大都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这是第一层次，最浅的、最起码的层次。第二层次是寓公之学。中国古代就有寓公，比如我是广东人，但是我在北京教书或做官，以后退下来就住在北京，寄寓北京或游寓北京，称之为寓公，不像那些匆匆的游客。所谓寓公之学，就是对于所居住的那个地区的生活比较熟悉，知道的东西比较多，这种学问当然就比走马观花的学问深入。第三层次，也就是最好的层次是土著之学，比如像田传江同志所写的他自己生活的村里的民俗，这种土著之学的著作，不但能够把表面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写出来，而且可以把平常不易看见的东西也写出来。民俗中有许多内心深处的心灵的内容（如民间信仰等），属于人类生活的比较深层的部分，民俗学应该是研究生活方式及其心理的学问，生活方式是眼睛看得见的，而心理的东西则是要在参与生活之后才能体味到的，这种东西不是土生土长的学者就比较不容易捕捉到。我们民俗学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更具体一点说，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
在土著学者撰写的民俗志方面，近几年我们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大约七八年以前，江苏省的刘兆元同志撰写了《海州民俗志》，描述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地区）民俗，写得很不错。那书的初稿（油印稿）曾寄给我，我看了以后，赶紧给他回信，鼓励他出版。这本书出版后，在那几年里，我们说到中国现代民俗志，就举《海州民俗志》为例。我的家乡广东也出了一些同类的书，但是，从水平上讲与《海州民俗志》尚有一些差距。去年我们又看到田传江同志的《红山峪村民俗志》，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这本书的特点很多。第一，写得细，涉及内容比较广泛。因为是本乡人写本乡民俗，对民俗的各个方面都有很细微的描写，并不只是大家都知道的内容。比如书中对鸟兽的描写，一般的民俗志不写这些内容，鸟兽作为动物是自然物，属于生态的问题，但作者写这些动物时，不仅仅写这些动物的样子、习性、叫声等，不只是写他们乡下有哪些鸟兽（这当然也需要），而是从人与鸟兽的关系着眼来描写，使我看起来很亲切，非常有趣。这些内容，不是本土的学者，不是像他这样细心的学者是写不出来的。集体编写的民俗志达不到这么细，即使个人编的也不一定都能够做到。
第二，书中的某些部分写得颇精彩，有些内容连续多处进行描写。在红山峪这本书里，讲到某种东西时，它把有关的谚语、传说等全都联系起来。书中也有自己的分类，它的分类是从民俗的联系入手。这个联系的法则是事物自身的法则，因此在研究上或记录上注意到它时就显现出特点来。事物本身及其事物之间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有些是内在的、细致的，有些是表面的，泛泛的，情况虽然不同，但只要你注意到这种联系结果就不同了。比如在民俗志中你只写动物本身不行，在写时还要写有关的传说、谚语、巫术，那么你写的就丰富了，就学术化了，价值就高了。为什么说它学术价值高？因为它更加接近于事物的真实。现在学界对民俗材料进行分类，是我们学者为了方便叙述而人为地分类，其实事物本身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假如我们能够超出这种人为的界限，更加接近事物原来的状态，作为科学研究来说，当然价值就更高。
第三，田传江同志的文字表达功夫不错。作为一个学者当然不一定非是文章家。但是，作为一个有成就的学者，他的文字表达总是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否则他就不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所思所见，或者虽然能够表达，但是文字缺少魅力。因此，作为一个学者，写文章时，在注意思想内容、事物的性质特点时（这当然很重要），同样应该注意文字的表达。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同时是一个文章家的。他要充分的表现事物，而且要有吸引力，文章当然不能不讲究。田同志的文字看起来不错，当然我们不能说他的文字已经达到了散文家的水平，但是，他的文字看起来舒服，没有什么疙瘩，让人愿意看下去，说明他在文字方面下了一定功夫。作为一个学者，著作内容固然重要，但文字表达也不允许轻视。现在有些著作，尤其是翻译著作，在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当然，造成问题的原因很多，外国人的思路与我们不一样，两种不同的文字之间也有差异，更重要的是，翻译者自身对要翻译的著作自己就没有弄透，他忘了他的读者是中国人，中国读者的思维和文字表达都有一定的规范，你的翻译文字同原来的文字相差太远不行，不考虑中国读者的习惯也不行。用中国的文字写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写中国人的思想，如果写得疙疙瘩瘩的，那是更说不过去。《红山峪村民俗志》在文字上比较流利，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对文字比较注意，现在我常常怀念“五四”时期的那些学者，他们大多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但所写出的文章是清晰易懂的。
《红山峪村民俗志》的作者同叶涛同志很熟，去年我看过书后，就请叶涛同志代我向作者表示敬意。我们现在要培养人才，要研究学问，研究民俗学的道理，同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发现人才，推荐人才。尤其是地方上的人才，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去细心发现他们，去多接触他们，那么很多人才就埋没了。过去《海州民俗志》我们就做了一些推荐工作。当然，首先是因为作者写得好，《海州民俗志》的作者写书花了10年的功夫，田同志写这本书也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十年磨一剑啊！当然，你三年、五年，甚至一、两年就想攀高峰，那太急躁，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学者要懂得追求，要不断追求。
假如有人问我，你所看到的当代中国地方学者写的民俗志哪一本最好？我首先会想到《红山峪村民俗志》。今天我们请到《红山峪村民俗志》的作者来到师大，他不是搞理论的，不过，他能够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写这本书的，写的过程是怎样的，他对自己的书有什么看法等等，就是一些实际的经验，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和教训。下面就请田同志谈谈吧。 （叶涛根据2001年6月7日录音整理）
（本文发表在《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2008-12-21 18:0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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