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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历史根源、根本原因与出路
1、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历史根源
现代社会的历史源头在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
启蒙时期。当时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号召打破封建神权政治，结束中世纪一千年的宗教统治。他们肯定人类和人性，质疑上帝和神性（或主张人性与神性分离，政教分离）。他们强调人的世界中心地位、人的主体性、理性、自主、自由，强调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作用和力量，要求恢复和发展古希腊时期的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他们重视经济的作用，呼吁摧毁阻碍17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他们“为民请命”，提出“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三权分立”、“尊重和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等等诱人的口号，呼吁民主革命、结束神权和君权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可以说，他们满怀着革命的激情，揣着一颗浪漫主义的心灵，构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的未来社会——现代社会，酝酿现代社会实现的蓝图和计划。在他们的启蒙、感染、激励、鼓舞和推动下，西方人勇敢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最终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现代社会的篇章。启蒙思想家们的伟大理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然而，就像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它的产生、发展、壮大、衰落规律一样，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的敌人的消灭，西方人的革命热情消失了，进步的精神、进取心衰弱了，开始想着享受革命的果实——人权。于是享乐型个人主义逐渐盛行，大行其道。启蒙思想家们构想的现代社会的理想计划逐步被人遗忘或遭到质疑。启蒙思想家们提倡的科学理性、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或道德理性）相结合、相协调的想法被“肢解”，人们抛弃了人文理性，一味强调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科技与经济都变成了人的工具，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结合成为工具理性。失去了人文精神的人最终也变成了工具——自己是自己的工具，也是别人的工具。但是，享乐型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冲突、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主义是放大的个人主义）。于是，工人与资本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出现（资本家的“贪婪个人主义”是引起矛盾的重要原因）。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社会蓬勃兴起。两次世界大战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分配不均，尤其是殖民地的利益）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爆发的。
二战后，大伤元气的西方国家一心一意发展本国经济，治疗战争的“创伤”。西方国家30年（1945-1975）的“经济奇迹”出现了，“福利国家”建立，“消费型社会”崛起。曾经因为阶级冲突和战争被抑制的享乐型个人主义重新抬头，并在新的基础——“福利国家”和“消费型社会”——上，试图摧毁一切阻碍它的因素——传统、纪律、基督教的道德或启蒙思想家们弘扬的道德、集体主义导向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
在吉尔·利波维斯基看来，正如19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当时已经产生了享乐型个人主义，只是这种思潮在当时不是主流，当时的主流是符合民主革命需要的“英雄个人主义”、“革命个人主义”；但是，处于暗流的享乐型个人主义“顽强”存在，并一直努力地争夺生存空间；到了“光荣的三十年”期间，享乐型个人主义终于战胜了“革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再也遇不到对手了，并且“变本加厉”，获得了新发展：不但是享乐型，而且是自恋型，成为自恋型、享乐型的个人主义。于是，建立在这一新型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个人时代”出现，西方社会逐渐步入了“个人主义社会”，西方现代文化逐步被“后现代文化”排挤、取代。“后现代文化”取代现代文化，其本质就是“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
2、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根本原因
享乐型个人主义最终战胜“英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认为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性的趋势，即人心要求“平等”（“条件均等”）。因此他表现出对现代民主社会的深深担忧，然而他过于乐观地认为他在美国民主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发展宗教、协会、媒体等。论者认为，托克维尔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并不能令人相当信服。那么，享乐型个人主义最终成为历史的胜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人的精神状态的改变。
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已断言：不是哲学家的普通人绝对不能知道自己的高层次利益——道德完善、追求真理，也不会区分真和假，他们最终会成为自己内心潜藏的欲望和冲动的奴隶。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设想由一个哲学王来统治国家，即理性治国。他的意思是：绝大多数人都是缺乏理性的，是“感性动物”，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真正的理性，不会“感情用事”，而以理性办事。论者认为柏拉图对人的观察和判断是基本准确的。
到了启蒙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大多数人是“感性动物”、少数人（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的状态并没有真正地得到改变，所以现代文化的践行者其实是启蒙时期和革命时期的真正学者（尤其是启蒙思想家们，如康德）。卢梭就曾说过，（革命）个人主义是一个哲学家的产品。而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内涵是了解不多的，甚至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现代文化的真正践行者。但是，他们是被历史推着走的：启蒙思想家、民主革命家和新兴资产阶级都推着他们走，当然，在种种推动下，他们的觉悟也有所提高，不过并未达到现代文化要求的高度。即使他们能够实践“革命个人主义”，做出自我牺牲，也往往是由于革命激情的推动，而不是理性的诉求。当然，他们的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他们内心潜藏的享乐型个人主义倾向受到了“革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制约。
到了“后现代时代”，大多数人依然是“感性动物”，而只有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但历史条件不可同日而语：革命结束了，政治高压降低了，消费时代来临了，换言之，社会环境宽松了。于是，大多数人的感性逐渐可以解脱压抑，自由地表达了，潜藏的享乐型个人主义倾向也逐步得到了解放，得到了承认，取得了“合法地位”，被“合理化”和“合法化”了。这一切显得自然而然，“后现代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变化。相反，“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变化，进行反思，提出了“后现代时代”、“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人”、“后现代个人主义”等等新概念，然而“后现代人”对这一大堆高深的学术用语是并不理解的，甚至莫名其妙，他们只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践行“后现代个人主义”，做“后现代人”。
3、出路：期待“人类的进步”、“灵魂的觉醒”、“理性的回归”
如何遏制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现象？怎样拯救“高雅文化”？这一遏制和拯救有可能吗？
正如柏拉图所观察的，大多数人是“感性动物”，只有少数人（哲学家或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这种状况从两千多年前至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历史的背景、社会的环境和人类生存的条件。过去，人类更多的是处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和冲突时期，当时的科技与经济也比较落后，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保存生命、“挣口饭吃”、“养家糊口”而艰苦斗争，可以说生存的环境比较严峻，生存的条件比较恶劣，所以为了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大多数人不得不自我抑制其感性的因素，而多少有一些理性的因素。进入了“后现代时代”——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大多数人不必再为“保住性命”和“填饱肚子”而苦苦地挣扎了。生活环境安逸了，生活条件舒适了，“饱暖思淫欲”，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本能的东西、感性的因素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势不可挡”。这就是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深刻根源和原因，如前所述。所以，如果我们希望遏制这一历史“潮流”，拯救“高雅文化”，就只能期待人类社会的再进步、人们“灵魂的觉醒”和“理性的回归”。
在康德看来，人既有人性，又有动物性，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然而正是人的理性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使人高于动物。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人虽然有感性，但人身上主要的因素还是理性因素。当然，这只是康德的一个超验的理论假设，事实上这个假设也未必符合现实。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就承认了人身上感性因素的顽固和强大。康德的伦理学认为人实践道德的前提条件就是“无动于衷”，也就是通过内心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控制、驾驭人的感性，达到心灵的宁静和内心的平衡，达到人与自身的和谐。康德认为人类的最终目的是道德的完善，这一目的的实现有待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他期待哪些进步呢？首先是科学的进步。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导致人类的堕落，康德觉得卢梭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康德看来，知识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爱慕”可以“掐死”、“窒息”人身上一些“肮脏的欲望”，帮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避免成为自己的感性的奴隶。其次是教育的进步。康德认为教育包括家庭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在他眼里，良好的教育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完善的一个有效途径。但他观察到他所处的时代的教育水平是比较糟糕的，当局者们也并不热心于提高教育水平，而热衷于创造国家的繁荣和财富。不过，康德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人类道德的完善。他预计这一希望只能在几个世纪以后得到实现了。
时至今日，康德的希望尚未得到实现。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论者不是占卜家，觉得很难对这一棘手的问题进行占卜。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康德的希望的实现有待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灵魂的觉醒”、“理性的回归”。人类社会有没有可能进步呢？论者觉得是有可能的。其实当代社会已经显露出一些要求进步的迹象：以享乐型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后现代文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为满足人类无止境的欲望而进行的对环境和资源的“掠夺式”、“榨取式”、“杀鸡取卵式”开发利用引起了环境危机、气候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等等，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几千年来最大的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重新遭到威胁。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产生了沉重的危机感，进行反思和呼吁，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种种解决办法可以归结为：人类必须超越享乐型个人主义，克制欲望，驾驭感性，回归理性，重新找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和和谐。
[参考文献]
[1]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第二卷：法学和道德学（法语版），法国GF-Flammarion出版社，1994
[2] Alain Finkielkraut：La défaite de la pensée(思想的解体)，法国Gallimard出版社，1987，封底
[3]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第1版，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2页
作者简介：陈强，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政治哲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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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2009-03-03 14:23:2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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