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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代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现象
从吉尔·利波维斯基和阿兰·芬奇艾勒柯霍的分析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都存在“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现象。
1、“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思想根基：否定集体主义，全面肯定个人主义
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依然处于后现代时代。而中国社会似乎并未真正完成现代阶段，就直接跨入了后现代阶段。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集体主义不复存在，个人主义盛行。在当代西方社会，集体主义被人们弃如敝履，甚至成为一个语言的禁忌，而个人主义甚嚣尘上，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人权”，也就是个人的权利成为一个强大的口号和共识。在当代中国社会，虽然集体主义依然存在，但它更多的是存活于老一辈或中年人心中，而对于“80后”、“90后”等新一代，“集体主义”这个词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遥远；在社会生活中，集体主义原则愈来愈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和挑战；与此相反，“个人主义”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熟悉、认同和接受，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日益重视个人的地位、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成功，而对集体的地位和集体的利益不甚了解，甚至不知其为何物。
2、“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载体：后现代人
可以说，当代西方人依然是“后现代人”。“后现代人”的16个特点如前所述。愈来愈多的中国人也变成了“后现代人”，或者具有“后现代人”的不少特征。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快乐主义”、“时髦主义”、“奢侈品主义”、“明星崇拜主义”、“潜规则主义”、“一夜成名主义”、“美女主义”、“性解放主义”、“性放纵主义”、“钱色交换主义”、“权色交换主义”、“钱权交换主义”、非理性主义、感性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等逐渐成为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生活信条和“人生哲学”。在他们实践这些“主义”的过程中，人性、高贵的人性受到严峻的挑战，而人的本能（也往往是动物的本能）、“动物性”得到了“肯定”。
康德认为，人身上既有动物性，也有人性，人既是作为动物而存在的人，也是作为人类而存在的人；但是，正是人的理性和道德性所构成的人性使人区别于动物（或普通的动物），使人高于动物，使人成为“万物之灵长”，而万物为人所用。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认为，人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时，他（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人。那么，当“后现代人”应用各种各样的“主义”，把自己的身体乃至自己的灵魂当成“工具”、“东西”来使用，获取利益时，他（她）们想到了自己是一个人吗？他（她）们难道不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侮辱、虐待自己的人性吗？
3、“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表现：“泛化”、“滥化”
可以说，当代西方文化依然属于“后现代文化”。在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现象光怪陆离，文化“泛化”、“滥化”，弘扬理性、道德、文明、崇高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日渐衰落，赞美感性、欲望、本能、快感、平庸、恶俗，建立在后现代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大众文化”、“俗气文化”横扫一切，无往不胜。麦当娜、布兰妮、杰克逊等“天皇巨星”一呼万应，如君临天下，“粉丝”们热泪盈眶，出场费天文数字，他们似乎代表着“后现代文化”。然而，麦当娜的裸体照片、性爱录像在网上可以找到、下载；布兰妮出门不“习惯”穿内裤，并很“配合”地让记者“偷拍”裙底，她吸过毒，被强制戒毒，她曾“精神错乱”，剪掉满头青丝，留了个尼姑头，她被警察剥夺了孩子的抚养权，因为她真的不会抚养、教育孩子；杰克逊被控告“恋童”，性侵犯多名男童。在法国，性放纵俱乐部、换妻俱乐部、天体俱乐部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成员越来越多；著名电台RMC的性节目吸引越来越多的的听众，听众们热衷于与主持人“热线交流”，倾诉他们的千奇百怪的性经验（包括公共场所交媾、换妻、一夜情、同性恋、乱伦等），而女主持人Brigitte Lahaie曾是一名拍三级片的演员；当代法国十大女影星（包括在中国有一定知名度的苏菲·玛索）都有拍过类似三级片的“光彩经历”；当代法国著名女电视主持人Claire Chazal、Laurence Ferrari和Mélissa Theuriau都有过在海滩裸泳的经历，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她们的裸照；当代法国前奥运游泳冠军Laure Manaudou的裸照和性爱录像也被放到网上。
反观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不也接近于“后现代文化”吗？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似乎并非偶然，类似的事件陆续被披露。女演员肖琼、张钰捅出演艺圈的“潜规则”，有多少可怜的女孩子渴望名导演“恩赐”她们“潜规则”。一部《色戒》，勾起多少国人的好奇心（窥淫欲）。木子美用“身体下半身”来写作，近乎黄色日记的《上海宝贝》一炮打响。“芙蓉姐姐”靠在网上搔首弄姿出名，风光几年不减，至今未衰。“超女”选秀，“全民疯狂”。《百家讲坛》由盛而衰，但也捧红了不少“学术明星”。在中国作家富翁排行榜上，著名作家的财富日渐增长，但他们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却值得质疑。据说郭敬明和韩寒的小说只适合于80后甚至90后的人，因为他们的小说是为他们写的，写的是他们的生活。王朔公开承认自己嫖过娼、吸过毒，他发表的《千岁寒》令人不知所云。
4、“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本质：文化领域被“非文化化”，或被“亚文化化”
不论是当代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文化”，还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后现代文化”，其特征都是把人的一切活动都视为文化活动，把社会的所有产品都当作文化产品，其本质都是文化领域被“非文化化”，或被“亚文化化”，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化——高雅文化被清扫出了文化阵地，而“大众文化”、“平庸文化”、“恶俗文化”一哄而上，占领了文化阵地。
5、“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形成的“大众文化”算不算文化？
“大众文化”算不算文化呢？德国哲学家安娜·阿亨德认为不算。当代西方学术界倾向于把它归为“亚文化”或“次文化”。论者觉得两者都有道理，因为根据前述的“文化”的科学定义，“大众文化”不能被看成真正的文化；然而，“大众文化”似乎又不能被简单地当作“动物文化”，毕竟其中还是有一些人的“因素”和“特征”，如复杂的情感表达、利益的计算、计谋的运用等等，这些是动物所无法完成、不能胜任的，因此可以把“大众文化”视为亚于、次于“高雅文化”的一种特殊文化，即“亚文化”或“次文化”。“大众文化”的提倡者和“信徒”认为“大众文化”可以和“高雅文化”相提并论，“井水不犯河水”，其根源在于他们混淆了“文化”的概念和“人的活动”的概念，不懂得“文化”概念的科学涵义。如果把“大众文化”归类为“亚文化”或“次文化”，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了。
6、“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后果：“人的非人化”或“人的亚人化”
虽然“大众文化”不能被认为是“动物文化”，但它和动物还是有一些联系的。根据前述的康德对“文化”的理解，我们可以知道，“文化”是人在理性指导下，开发和利用自己身上的各种潜能，使自己收获精神财富和身体财富。而安娜·阿亨德对“文化”的理解与康德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状态的人摆脱自然束缚和生命圈循环，成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的过程。
然而，“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形成的“大众文化”的诉求看来很难满足康德和安娜·阿亨德对“文化”的理解，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满足，只能说满足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在“大众文化”的行动中，人们收获的更多的是物质的东西和利益，而收获的精神的东西较少（主要是获取利益的“谋略”）；人们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动物性”（为满足生理需要和物质需求而行动），而表现出较少的“人性”（主要是高于动物的“算计”本领）。当我们说当代人变成“科技动物”、“经济动物”、“消费动物”时，其实我们想表达的不是人变成真正的动物了，而是想说人的“异化”。这样，“大众文化”就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危险：人成为一个“不健全的人”、动物性多于人性的人。这样的“人”要么是一个“非人”，要么是一个“亚人”。于是，“人的非人化”或“人的亚人化”现象出现了，这一现象正与“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现象对应。这就是“后现代文化”最终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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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2009-03-03 14:23:2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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