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三）保护的重点在传承和传承人

    民间传说的保护，广而言之，民间文学的保护，重点在根据其固有特点建立和健全一个适合时代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传承机制，从而使产生和流传于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传统民间传说，在现代条件下仍然能够得以继续传承。而居于这个机制核心的是传承人，讲述者，故事家，歌手。故事家是民间故事传说的主要载体和得以传播、传承的关键。

    但传说有传说的特点，传说的特点与手工艺不同，与传统戏曲也不同，它是最具群体性的一种民俗文艺表现形式，而不是如手工艺、戏曲那样专业性很强的表现形式，因此，传说的保护措施要依其特点而定。已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名录和第二批国家级名录推荐名单的传说项目，保护单位也都提出了一些代表性传承人（讲故事家），尽管他们不是国家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而可能是省级或县级代表性传承人。一般说来，对于一个传说项目来说，不大可能有一个杰出的传承者，甚至不大可能像长篇史诗的演唱者那样以长时间演唱和游吟演唱为业的艺人，而是一些生活在老百姓中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只是在茶余饭后、闲暇时、开村民会或小组会前、在井台上、在柳荫下……给村民们讲讲故事。有时讲故事、听故事还分别男女，有的是只能给男人听的，有的是只能给女人听的。当然，中国很大，各地情况不一，不排除少数地方有戏楼、鼓楼一类的固定议事和娱乐场所。但反过来，一个杰出的民间文学、民间传说传承人，则可能就同一个传说故事，讲出几个的不同文本来。这样的杰出的传承人、故事讲述家，各地都有，要善于发掘。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民间传说故事传承人只有六个：河北省藁城市耿村的靳正祥、靳正新，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村的刘德方，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的魏显德，辽宁省新民市太平庄的谭振山，以及江苏省常熟市白茆村的陆瑞英（故事兼民歌）。他们堪称是讲述民间传说故事的大师。国际上一般认为能讲50个、100个民间故事的就是大故事家了，而他们几个，都是能讲四五百个以上的民间故事。评审组在评审代表性传承人时，我们是以能讲述500个传说故事为国家级民间文学传承人的底线的，故而南方的故事村伍家沟的故事家能讲400个，未能进入国家级传承人的行列，殊为遗憾。我想，这个底线可能是太高了，应该修改。能讲十几个、几十个传说故事的人，各地都有，要善于发现和发掘，不要看不起他们，他们都是我们民间文化的瑰宝，是传递我们的文化传统的“火炬手”。要保护现有的传说讲述者、故事家，只要他们能讲述他们记忆的传说故事，而且在他的周围有一些听众，有讲故事和听故事的环境，那么，传说故事就不会绝种，民间文化的传统就不会中断。只有他们才能阻遏传说故事急速衰亡的速度。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责任，是千方百计为传承者讲述传说提供良好的社会的、物质的条件，特别是要提倡培养讲故事的后来者和培养听众。“培养听众”在当今之世，不是戏谈，而很有必要。马克思不是也说过，要培养懂得美的观众吗？因为在当代，青年一代有了多种获取知识的渠道和自我娱乐的方式，讲故事、听故事、唱民歌只是其中的一种。在多种方式和兴趣的诱惑下，讲听传说故事的需要，正处在日渐消解的趋势之中。

    记录并出版民间传说故事集，使民间传说由口头传播到书面文本，是民间传说由第一生命向“第二生命”转化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专家委员会前负责人芬兰著名学者劳里?航柯先生生前曾到我国推行他们的设想和理念，提出了“民间文学的第二生命”的理念。他说，民间文学一旦记录下来，得到出版，就会获得比直接听讲故事的人更为广大得多读者群，而且能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他认定，记录出版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学保护的重要手段。我很赞同他的观点，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理念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譬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记录和出版的一些民间传说故事，由于讲述人的自然死亡，也由于生产、生活、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居住环境、村民结构的变化，如今在民间已经听不到了或很难听到了，可是我们在书里却能找到这些现代已经销声匿迹了传说故事，我们从而懂得了传说故事由创作到传播、由活跃到衰亡的过程是怎么样的。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从上海回到家乡山东诸城，带回来他的侄子搜集的一部当地的民间故事集，就为之写了序言，帮助在上海出版了。这部书里所载的有些故事，到80年后的今天就失传了。

    民间传说的传承人（讲述者、故事家）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在村子里，不脱离生产，一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的做一点小生意。他们可能是一些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能说会道的人，也可能是些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离村子方圆几华里的农民或农妇。不同生活环境和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风格的故事家。

    已经被认定为国家级“民间文学”传承人的谭振山，就是辽宁省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村的一位农民。谭振山能讲述各类民间故事1040个，据认为，他是中国大地上能讲故事最多的故事家。谭振山的研究者江帆说：“谭振山祖籍河北省乐亭县谭家庄。1799年，其祖上移民关外，定居在东北的辽河平原。谭振山没有走南闯北的生活经历。他一生中虽有几次小的迁徙，但终未离开现居的太平庄几里方圆。他的故事传承线路比较集中，多是家族传承，有清晰的传承谱系。” 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对他所记忆和讲述的故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封闭时空文化环境形成了他们相应的封闭的心态。他们对本土文化圈以外的文化所知甚少”。[3] 地方风物传说和鬼狐成仙的故事，构成了他所讲故事的重要部分。对他来说真称得上是“眼中皆故事，脚下尽传说”。翻检他所讲述的故事的目录，除了能讲述地方风物传说并充满感情而外，他所讲述的传说中，也有许多史有所载、名闻天下的传说，如《仁义胡同的传说》、《鲁班显圣加三檐》、《孙思邈背运》、《包公借猫》、《赵匡胤与红煞神》、《彭祖的故事》、《关公有后眼》、《朱买臣拾金不昧》、《孙膑得天书》等。

    生活在湖北省长阳县邓家坪的土家族故事家孙家香老婆婆，被学界认定为讲述故事最多的女故事家。她也是一个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的人，她讲的故事洋溢着浓郁的土家族乡土风情。20世纪80年代，部队文艺工作者裴永镇在黑龙江发现了一个朝鲜族老大娘故事家金德顺，她能讲170个故事，裴永镇对她的故事作了记录，出版了一部《金德顺故事集》，成为第一个载入中国民间文学史史册的女故事家讲述的故事专集。那时发掘出来的女故事家，还有山东省临沂地区临沭县郑山乡轩庄子村的王怀梅，[4] 辽宁省岫岩县李家堡子的李成明，[5] 等。孙家香讲述的故事比金德顺、胡怀梅、李成明还要多。长阳地方文化工作者萧国松从孙家香口中记录了260个各类故事，出版了一本《孙家香故事集》，其中收录了传说113个。她同样也被确认为国家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故事家）。故事研究者刘守华说：“孙家香能讲三百多则故事，许多篇都不是土生土长之作，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流行的著名故事类型……孙家香能够讲出这么多属于中国和世界民间故事宝库中闪光耀眼的精品，这正是她作为大故事家的重要标志。”[6] 孙家香讲述的这113个传说中，有属于宗教人物传说的部分，如观音的传说，道教祖师张天师的传说，彭祖的传说，张果老的传说；也有属于世俗人物的传说，如朱洪武的传说，孟姜女的传说，哪吒的传说，这些传说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地流传。但她讲的传说，多数则属于具体的地方风物传说。传说与故事不同，世界通用的故事类型理论，能解释故事的形态，却似不大能用于解释传说，传说与本土文化传统和地方风情的联系比故事更为紧密，而较少与外国的民间叙事作品发生雷同现象。

    河北藁城县耿村的靳正祥、靳正新，他们与谭振山、孙家香不同，他们所生活的耿村，地处交通要道上，他们见识过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属于见多识广的故事家。他们记忆中和讲述出来的传说故事，自有其特点，与那些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故事家们讲述的传说，无论在内容构成上、还是表达方式上，甚至遣词用句上、叙事风格上，都大异其趣。他们讲述传说的风度，颇像已经过世的山东省崂山道人宋宗科讲述的传说，他也是个走南闯北、僧俗均涉、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讲故事时随手拈来皆成文章的故事家。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国家、省、市（县）三级，对传承人，要在进行“认定”工作的同时，解决他们政治上以地位、生活上以补助，为他们的传承创造条件（如办传习班、、传习场所、民间文学进学校等），建立可持续的传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