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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偏向，决定着农民的生存质量。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一九七八——一九八四），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提高，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农业增产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农业就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发展？由于集体化时期对个体劳动积极性的束缚和改革开放后对劳动力的解放形成强烈反差，杜润生先生便从农民积极性——有效劳动投入增减中寻找原因，这一观点被林毅夫用西方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概念进行了发挥，成为学界广泛接受的共识。老田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转移与杜林假设》中对这一权威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对此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文章的研究表明，农民劳动投入的实际水平、机械和化肥使用、科学良种等现代要素的投入以及他们之间对于农业增产作用的比例关系等都是估算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是绝不可忽视的。分田到户后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农民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在于政府对于农村的政策倾斜和资源配置的大量增加。不过，也许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存在，即应该如何评价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劳动绩效才更为客观。杜、林二位先生的假设虽然有局限性，但二人所思考的集体化时代农业生产监督成本高，评判标准不一、主观性强等各种问题在当时的农村中确实存在,但作者在论述中几乎回避了这些客观事实。
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历来是国家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道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和现代工业先天不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城乡关系必须相互协调，互利互惠，而西方的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是否适用于中国，一直是广受关注的问题。林刚的《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对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做出了细致梳理，并就解决目前城乡关系问题的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由发达国家总结而来的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应该吸附农民，以此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作为预设，并进而结合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状况来论述这一理论的不适应性，最后提出城乡关系需要均衡发展。这样的结论似乎为学界广为了解，所以创新意义有待进一步开拓。
知识分子可以被看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随着历史的多元发展，他们的作用在当代社会中也日趋复杂。他们究竟是代表村庄的利益还是国家的利益，抑或是两者之间的缓冲带，或者纯粹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团体。郝志东的《中国农村发展中的知识分子：以山西平定县为例》，以山西平州农村的知识分子为例，依据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功能和专业性取向、伦理规范等标准对影响农村发展的知识分子做出了有机型的、专业型的和批判型的分类。通过这些分类，作者试图运用比较的手法来明晰各类知识分子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及其转变，这一对知识分子类型学的分析拓展了农村问题的研究路径。同时，作者对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分析提醒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决不可过于简单和模式化，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情景中做多维的考察。
可以说，今日的乡村研究，是最为繁忙的一条街道，各个学科汇聚于此，进行交叉碰撞。虽然他们各自关注的时段不同，内容各有侧重，但可以看到相互之间的借鉴和影响。对于同一个研究内容，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出发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或许我们可以将此种现象看做是多元历史发展的呈现，这也是未来乡村研究的重要取向。同时，新资料的发掘和认知理论的深化必将推进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乡村研究集各路英豪于一堂，昭示了乡村研究的无穷魅力与乐观前景，笔者信然。
（《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黄宗智编，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七年四月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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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8年第2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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