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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近几年来，中国人关于国祭、公祭的争论，实际上是表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在意义建构与意义冲突层面上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对于传统圣祖实行公祭或国祭的关键，不在于祭典的操办及其国家形式，而是在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信仰的现代性构成、以及信仰构成的神圣资源、实践模式如何建构的问题。它们构成了以中国信仰认同为中心的现代性政治－文化方案。所以，有关公祭、国祭的争论焦点，进一步涉及到的，就是中国信仰的公私之辩，中国信仰与中国人的集体认同、社会认同甚至是政治认同的边界，是否存在及如何建构等等重大问题。本文认为，国家公祭圣祖的现象，表达了中国当代信仰的差序格局、公私之辩及其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中国信仰 国家仪式 象征权力 现代性
当代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重新建构了中国人的意义结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人在文化、信仰层面上的意义冲突。近年来关于公祭、国祭的无数争论，实际上就交织着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建构与意义冲突。
传统中国的人文圣祖，如黄帝、炎帝、伏羲、夏禹……，先贤如孔子、孟子、、诸葛亮等等，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历程中，逐步展现了他们持久不衰的精神魅力，并且不约而同地、先后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国家公祭领域。在急遽变迁的社会法制中，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尚未建构成功，无意间却依赖着公共权力，打造了一个国家公祭的社会行动模式。一方面，“北祭黄帝陵，南祭大禹陵”，已经成为当代华夏后裔祭祀圣祖的公祭模式；另一方面，其以传统天－祖信仰的现代版本，呈现了一个中国信仰的现代性问题。
本文拟就民族国家及其信仰的现代性问题讨论为中心，梳理近年来有关公祭、国祭的争论，进而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国家仪式及其象征权力的建构、中国信仰的差序格局及其公私之辩等重大问题。
一．民族国家及其信仰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政治、文化现象，大多出自于马克斯·韦伯的“伦理公设”及其解构过程：世界是由神意决定的，因而是一个有意义的和伦理取向的宇宙。为此，韦伯断言，现代性的阈限在于，只有当设定的宇宙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现代性。1
虽然现代世界具有它自身的“合法性”，它不能被简化为传统宗教世界的一个新版本，现代性一语，常常被用于指认某种常常是不自觉的社会过程，它其结果所呈现的是宗教价值与宗教取向比其在过往的社会中的地位趋于弱化，更不是宗教与世俗之间二元对立的简单结果。2 但是，现代性表述的主要内容，无疑就是社会本身的一种演化进程。
就此而言，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性，正是一种出自于宇宙王权主义的“伦理公设”、重新定义社会、权力合法性的过程。特别是在1900年以来的中国变迁之中，革命理论取代了传统“迷信”对社会资源的动员方式，从而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形式，进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潮中，曾有五大宗教替代思潮：伦理代宗教（梁漱溟）、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科学代宗教（陈独秀）、哲学代宗教（冯友兰），最后皆归终于革命代宗教（政党政治），建构了一种以革命信仰主义为核心资源的民族国家的建设运动。
这说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运动，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信仰的重建运动；革命的成功，同时也是一种新道德、新信仰的成功。革命代宗教的结果，不是宗教世俗化的结局，不是宗教的影响趋向于消失，而是宗教及其信仰转换了一种功能发挥的形式而已。对此，梁漱溟一语中的。他在《中国建国之路》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之所以能有成效于世，主要是因为中共作了两桩大事。其一，好像一个伟大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其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伦理旧组织。3
因此，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性建构方案，既不是传统神权的世俗化翻版，亦非中国式宗教信仰功能的消失，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国信仰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有机互动。然而，也就是这个现代性，带来了中国信仰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特殊现代性，带来了集体和集体认同边界建构的独特模式。而这一有关集体认同的基本成分，既有市民的、原初的和普遍主义的，亦有超越的或“神圣”的成分，于是，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现代性的新的定义产生了。4
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革命政权及其与中国信仰普遍性的重叠与交叉，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及其信仰的现代性问题。
从宇宙王权主义衍生、革命出来的现代政治合法性，其中心问题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传统基础已被消解，从而使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各种可能性被建构出来。它们构成了以中国信仰认同为中心的现代性政治－文化方案。2008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学术界关于公祭、国祭的争论焦点，涉及到的就是中国信仰与中国人的集体认同、社会认同甚至是政治认同的边界，是否存在及如何建构等等重大问题。
本来，祭祀炎黄圣祖、孔孟先贤，是中国人信仰的主要构成。它们作为一种文化、信仰现象，作为一套符号象征体系，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它是二十世纪民族国家初建以来，国家政权合法性诉求的一种合法性工具仪式，并且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日益人工化、政治化、技术化。为此，在时代允许的背景之下，民族国家会规定一系列的纪念仪式，利用国家力量通过祭祀仪式，使这些典礼的数字、序列和展示结构，努力获得了国家赋予的权威标准、价值规范；或是向一些传统的祭祀仪式投入新的政治象征资本。这样就使得国家祭祀圣祖先贤的祭仪逐渐意识形态化，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仪式，而国家权力就能以信仰仪式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精神关怀再度整合了。
自古迄今，中国人的祭祖祭圣仪式，都承担了很丰富的政治功能、国家统治功能，并且能够伴随时代的需要不断地赋予祭祖祭圣仪式以新的象征资本的诉求，在权力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血统及其信仰乃至利益的认同。正是这些具有民族传统信仰深厚底色的仪式，展示了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从而给冷冰冰的国家机器抹上了一道被象征信仰的信仰彩色，拉近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精神距离，把松散的个人整合进国家权力的信仰架构。而通过这些国家政府主持的祭祖祭圣仪式，信仰之重新建构转而成为一项国家性的社会行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现代性建设方案中的重头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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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9-02-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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