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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有篇“略论中国社会学”，以下一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本无社会一名称，家国天下皆即一社会。一家之中，必有亲有尊。推之一族，仍必有亲有尊。推之国与天下，亦各有亲有尊。最尊者称曰天子，此下则曰王曰君。王者中所归往，君者群也，则亦以亲而尊。人则尊天，故天子乃为普天之下所同尊。（同上，192页）
钱先生说中国无“社会”概念，不是说，中国没有社会，而是说，若要寻找所谓“中国社会”，则需在贯穿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亲与尊的概念。
用人与人之间的亲、尊的感情关系来说中国社会，这已足够刺激人了，但钱先生似还觉得不够，他说：
中国本无社会一词，故无社会学，亦无社会史。然中国社会绵延久，扩展大，则并世所无。余尝称之曰宗法社会，氏族社会，或四民社会，以示与西方社会之不同。古代封建制度即从宗法社会来，察举考试制度即从四民社会来。在中国，政治社会本通为一体，因亦无显明之分别。（同上，200页）
中国社会观念在有无之间——钱前生留下的这一论述，本该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所谓社会科学，除了科学二字，尚有社会二字，而因国内学者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大多忘却了这个概念是个西文经由东洋漂泊来华的，故往往视之为自然而然，对其转译的过程中出现的文化意义的偏离，未加追究。所幸者，国内学术有过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此一概念，与钱先生以上论述形异神同。
近来在“核心期刊”上有若干旨在延伸“差序格局”概念之论文，可惜，其中，理解费先生在比较社会学上的苦心者少，企图将之庸俗地方法论化、公式化者多。
无论是费先生，还是他景仰的同乡钱先生，之所以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念特色，有甚多强调，乃因二者皆有志于在古代中国观念基础上，提炼出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这些前辈的努力，若非全然不知，便是不加尊重。这不是说，我们应当停留于“差序格局”、“宗法社会”、“四民社会”这类概念的无意义复制上，而是说，诸如这样的观念谱系学研究，应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展开。
钱先生提到，“犹太人不成国，乃似有天下观……中国之社会观，乃使天下与地上共融为一”（《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93页）。所谓“天下与地上”，并非“社会”这个概念所能涵盖，于我，更像是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提出的另一种观点。这一派学者给当下社会科学留下的，更多是其对于社会理论的阐发，而社会理论，侧重强调的，乃为社会疆域（常与近代国家疆域概念相混）内人心一致性的由来。年鉴派导师涂尔干尤其关注凌驾于生活之上，展现生活的道德意义的“绝对他者”的存在（即作为所谓“物”的社会）。但包括他在内的年鉴派，却曾悄悄关注着“超社会的社会”。涂尔干及他的助手莫斯，曾于1913年发表一种别有风格的“文明论”，他们期待社会科学家更多关注社会之间的关系。
年鉴派这一论述,与钱先生对于西式社会概念之局限性的中国式揭示，颇有共通之处。
在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若要对前人的论述有所延伸，则尚需对历史上的皇权、士大夫、区域及“边疆”之间关系结构加深理解。此方面的研究所可能给予的理论启发尤多。其实，中国的所谓地区、“边疆民族”之类，均已具备作为社会整体的条件，而无论是周之封建，抑或是秦汉之后郡县与封建之并举，都可谓是“超社会的社会”的政治实现方式。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固守西式国族社会论，便无以理解历史与20世纪以来中国在“文化自觉”上的困境。
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展开比较文化与比较历史的双重探索，是避免视野局限和庸俗的现实唯物主义反复论证的前提。吾人可从人类学的“原始社会”研究（如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著述）、神话学、历史心理学对于古代印-欧宗教观念的研究（如伊利亚德、杜梅齐尔的著述）、埃及学对于古文明灵性、物性与生命力的研究（如富兰克福德的著述）获得颇多教益。
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这个“超社会的社会”，前辈学人对于古代民族史、考古学、神话学的论述，也有着特殊的价值；举要者，如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顾颉刚的《古史辨》（七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等。新近国内学者对于古代中国民族关系制度史（如崔明德的《中国古代和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帝制下藩属体制史（如李大龙的《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等，虽囿于国族“通史”体例，却有助于我们从“大历史”出发，理解古代中国这个“超社会的社会”。1920年代，顾颉刚先生批评说：“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中国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统的。这实在是误用了秦汉以后的眼光来定义秦汉以前的疆域。我这一次讲话，要说明的意思，就是：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他们争取并吞的结果，从小国变成了大国，才激起统一的意志；在这个意志之下，才有秦始皇的建立四十郡的事业。”（《古史辨》，第二卷，1页）读吕一燃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上下卷，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7年版），兴许也能得出相近的感受——所不同的可能是：这本书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作为文明体的中国——即“超社会的社会”——在近代世界中遭遇的“自称”与“他称”、“自定”与“他定”之间矛盾的问题。
2008年12月24日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2009年1月6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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