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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寻求解决保护民间创作的建议，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会员国的响应并持续给予高度重视以来，保护民间创作日益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潮流和各国政府的责任。在198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五届大会上制定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草案》的基础上，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此，作为缔约国之一，中国的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汇入了国际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洪流中去。随着政府保护工作的稳步有序地开展和社会认同程度的提高，保护民间文化运动，业已成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把“民间创作”易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为便于国际交流和对话，我国政府文件中也不再使用“民间文化”这个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本土习惯用语，而接受了国际文件中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的术语及其所包含的理念。理念的变迁其影响是深远的，意义重大的。
我国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运动的兴起，把我这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文化人也卷了进来。尽管我是个退休多年的老者，在保护民间文化的思潮的推动和激发下，自2002年起，我也暂时中断了文学批评与散文随笔的写作和专门课题的研究，重新拣拾起多年前所从事过的民间文化（主要是民间文学）的行当，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中来，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考察、咨询和理论探索上。有时是参与讨论制定某个文件、评审申报项目及名录、评审认定传承人、论证某个项目，有时是应邀向一些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培训班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等专业机构的学员班授课，有时是为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与保护提供咨询帮助、考察督导。更多的，则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亲身感受和专业经验，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撰写文章，借以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在民族和文化上的价值以及开展保护工作的意义，希望能为提高公众的“文化自觉”、改进“非遗”理论的滞后局面尽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队伍，是由两部分人员组成的：一部分（主力军）是各级文化官员和干部；一部分是民间社团、高校、社科、文艺、中医药等研究机构里的民俗文艺和学术研究者。这两部分人员各有长短，理应取长补短，逐渐整合起来。我很希望我们这些处身于政府体制外的民间文艺理论家们，带头冲破多年来形成的把文化等同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坚冰。这个坚冰不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难于在真正科学的意义和真正文化的意义上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做好这项关乎到中华传统文化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的民族伟业。（当然，现代社会条件下，路障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这一端，工业化和商业化思潮和行为的无孔不入，也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更大的威胁。）于是，从2003年起，我就在一些能够参加的会议上斗胆提出、后来还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等）中一再重复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文化研究和“非遗”保护是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上马的，对长期以来把文化等同于政治的倾向提出了置疑，建议把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置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论的指导之下。新华网2006年1月24日就拙文《文化发展和研究需要成熟的理论体系》（《学习时报》2006年1月23日）发表社评说：“中国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321期刊登文章《文化发展和研究需要成熟的理论体系》。文章指出，在全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方面，理论准备严重不足，长期以来存在着把文化等同于政治、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理念，如何正确认识文化的发展和嬗变规律十分必要，最基本的一条是在继承中发展，文化研究要迎头赶上，要在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文化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学习时报》的编辑以及新华网的社评，给我的理论探索的肯定和支持，激发了我这个过着闲云野鹤生活的“边缘人”继续参与现实、进行理论探索的勇气。
几年下来，我陆续写作了几十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和讲演稿。这些文章或讲演稿，都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有些还被文化界和学术界关注过。这些文章的特点，是应“非遗”保护工作的需要而撰，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坐而论道”的学院式的风格，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这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里的文稿，就是从我的这类文章中遴选出来的。这本书的出版，也许会对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普查、建档、数据库建设、传承人认定、干部培训，以及似乎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多少有些参考作用。
学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曾经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华民俗文丛》和《三足乌文丛》两套丛书。建社以来，该社一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学科建设推波助澜，为我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世所瞩目。感谢的学苑出版社的领导和刘涟同志，把我这个选题列入了出版计划，并为之付出了大量的辛劳。
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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