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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在中国20世纪的语境中具有片面化色彩，如果说早先在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的过程中，对于边缘文化采取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统合化；在后来的经济至上主义话语中，过分强调线性发展则进一步带来了理性化、规范化、利益、速度和效率等范畴和价值的独大，从而有可能形成对于传统的简单快餐式重构和复制，片面地追求数量和功利效果。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大主体之中，更多富于活力和内涵的“小传统”呈现出它们压抑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张扬，使得某种民族民间文化小传统得以拂去覆盖已久的蛛网尘封，不失为开放时代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繁荣。
如果从“刺激—回应”的历史观念来看，这似乎又是新一轮对于西来观念的应对。因为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1998年开始启动《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中国从上而下的文化政策变局，不能不说与2001年昆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有关。不过，却又有不同，这毋宁说是全球性的一种文化觉醒：对于多样性的认可，对于少数者的承认，对于人类总体文化命运的共同情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属于一种广义上的“文化资本”，在适当的操作中又可以转化为国际政治中新型的“软实力”，在文化多元主义的话语情境之中，它获得了合法性证明，但这并不能保证它在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转换之时必然成功。如果企图依靠市场机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配置与利用，显然是短视的，这已经是无须多言的共识。然而问题恰在于，现实经济利益可能才是促使商业机制和地方政府的动力，而舍此之外，仅靠知识分子和民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根本无从谈起。所以，很多情形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保护就成了各方力量互相博弈妥协之后，最终达到的均衡：在经济活动中，理性主体总是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在不得已的牵制中，只能寻求最好的排列组合。
“传统文化”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刻板，不过更多忧心忡忡的学者会指责商业化或者政治化所带来的对于“原生态”的戕伤，其实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态度，或者说是对其抱有的一种“静止化”、“客体化”、“物化”的态度，而真正民间的传统从来不会有如此的担心。事实上，更多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生命的日常，只是官方或者带有种种目的的人才使之成为一种自为的活动。而一旦权力羼合进来以后，它就必然发生效应，传统于是被刷新了，这样的现实传统才是真正对当下民众有意义的——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效果历史”。传统总是作用于当下，而当下又总是在传统中创造了新的传统。
对于新世纪初年的“传统复兴”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子，而以成本与利润作为衡量进入这个语法系统与否的标准。这就有可能决定了某种传统的命运：“筐子”的内外有别，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纷繁复杂的场所。
新农村建设与旧遗产保护，构成了我们时代文化戏剧的内在张力之一，而在更多的情形之中我们看到一种文化“拔根”的行为。如对古老村落的过度旅游开发和一些手工艺项目的机械复制，使这些项目显现的某种人类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成长的过程，反因“保护”而中断。在服务于旅游开发的目的下，原生态的歌舞，按照流行的时尚趣味加以改造；手工制作岌岌可危；古老村落成了喧嚣的闹市。繁荣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是一种伤害。
世界遗产本身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真实性，即遗产必须是原始的、独具特色的、而非人为的；二是整体性，即遗产与其周边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应当是和谐共存的。而那些人为的揠苗助长或无序开发无疑会使遗产失去它的公共性、整体性应具有的真正价值。许多优秀的传承、发展是数代人长时间积淀、循序渐进、口传身教发展下来的，某种阶段性的策划会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其长久的影响也许不仅使历史文化遗产的公共价值遭到破坏，而且为长远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真可谓，因为政府的提倡，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性的关注，一则以喜；而社会中各种力量又可能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甚至在马太效应之下合力于少数具体事项人物的观照，而忽略了整体性的关怀，而使得那些真正倾心于文化遗产的人们陡生吾谁于归的喟叹，一则以忧。
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一些人所摒弃的那样是件坏事，恰恰相反，它体现了某种文化传统在特定时代的灵活应对，也是传统的穷通变革的应有之义。但无疑，在具体操作中，需要执行者长远的眼光和开放的胸襟。现在所提倡的“生产性保护”可以说是折中之后的最佳选择，我们已经初步看到一种“政府引导——商业运作——媒体介入——学者参与——民众践行”的路径在摸索中逐渐开拓，以因应现实、经变从权、穷通革新的气象面对机遇与挑战，但愿这是一个寻谋出路的美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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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2-1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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