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学科

 

　　包括关于底层的叙述也是如此。底层问题的浮出，最初也是来自于某些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畸零人”，比如张承志。按照蔡翔的看法，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最早“复活了有关‘穷人’和‘富人’的概念”，但这显然还不能充分估计出这部作品的真正意义。

 

　　若干年后，《心灵史》也许将作为一部伟大的书被人们传读。因为在我看来，张承志使我们重新逼近和洞悉了一些很久以来被忘却了的概念和价值命题，例如种群信仰、人民主权、阶级冲突，革命与人性，等等。这一切出现在日常叙述逐显普泛化趋势的90年代初期，无疑显得那么尖锐、不和谐。当然，《心灵史》也受到了少数文化精英人士的肯定和欣赏，但这也是以剔除了其中若干敏感和刺眼的价值取向作为前提，刻意取舍和选择，被当成一部抽空历史感的寓言和传奇作品进行抽象化、民间化的结果。

 

　　所谓“民间”，是90年代以后被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认同的一种颇为时兴和有效的阐释方法。在这种叙述中，民间相对于官方、主流以及“宏大叙事”和精英文化而存在，它的特征是感性的、混浊的、蒙昧的、原生态和低等级、不确定的，具有浓厚的草根气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用“底层”置换，言外之意，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化则是理性的、自觉的、高级的，具有清晰的价值外延和主体建构能力。民间概念的提出，为文学话语挣脱教条呆板的国家意识形态控制，逐步确立和焕发出自身的审美活力，打开了一扇别致的窗口，其积极意义或许不可否认，但也应该承认，这种试图重新规划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透露出知识分子保持和构筑自身文化优越感和启蒙者身份，将民间（或底层）当作一种与己无关的他者进行文化想象的强烈癖好。因此，与其说民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有些含混的美学概念（这也许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大概由于这种影响，现在关于底层的某些讨论，往往不自觉地将底层同民间混为一谈，这正是我们始终很难接近完整意义上的底层的奥妙。

 

　　当然，被进行文化收编和改写的不只是张承志式的底层叙述。如张广天的《切.格瓦拉》、《红星美女》等将业已消失的一些无产阶级或“左翼”美学符号给予波普式表述的戏剧作品，也遇到了与《心灵史》大致类似的待遇，一方面，它一经上演，就以前卫包装赢得了一批视先锋为时尚的沙龙艺术群体的喝彩，并且产生了不菲的市场回报；另一方面，张广天又受到了来自精英文化界的强烈批判和排拒，被视为一场对死去的意识形态幽灵的拙劣招魂仪式和低级的市场媚俗表演，有的指责甚至来自于某些先锋批评家，已经修成正果的先锋派和知识分子文化并肩站在了一起，来携手阻击那些溢出业已充分体系化的高级艺术生产线之外的刺耳声音。而在一些描写下岗工人和三农题材的小说中（如毕淑敏的《女工》），作者索性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处境，按照流行的市场元素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进行配制，打造成了合乎大众趣味的消费性文化产品。在这里，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与市场流行文化发生了奇妙的交汇，共同缔结起了一股排斥和消解弱势和异质文化的强大力量。

 

　　 张广天戏剧显然并非对底层的直接陈述，它甚至同底层的生存现状毫不相干，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至少，在沉寂多年后，他第一次将早已被人们忘却的革命记忆当作一道另类艺术大餐，重新端回到了味觉日益疲惫的公众面前。这使得当我们几年后从某些新起的叙事文学作品中看到有人以“左翼”的立场来描述底层时，不再感到过于突兀。

 

　　我指的是近期出现的《那儿》等小说。相对于那些同样描写国企改制的作品，《那儿》显然不是仅仅着力于底层劳动者在苦难中孤独承受和默默煎熬的叙述，而是将工人曾经作为一个被解放阶级的历史记忆，置于正在面临的生存境遇，并且直接表达了他们对不合理现实所表现出的怀疑、愤怒和抗争，以及同知识精英之间那种日益加深的隔膜乃至敌意。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高尔基在《母亲》中、茅盾在《子夜》中描述过的经典场面。《那儿》为我们呈现的“底层”也好，“苦难”也好，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缺少历史上下文的，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指涉意向。那些在底层中挣扎的人们，也不是像某些小说中的人物面目模糊、单向度的或寓言化，而彰显出强烈的主体色彩，它们既有因物质匮乏带来的窘迫和恐慌，也有因精神和社会身份沦落造成的焦虑、愤懑和呼喊。“人”在这儿得到了富有历史感的表达，这跟那种现代或后现代式的叙述，无疑是大相异趣的。因而也可以说，它为我们有效地接近底层，提供了一条有别于目前大多数叙述视角的新途径。但这部小说发表后，并未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反倒是一些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给予热情的关注，在网站展开了讨论，其中有一篇文章还将《那儿》同久已失传的革命文学话语联系起来，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左翼文学传统的复活，对于当下文坛弥漫着的中产阶级趣味具有某种特殊的启示意义。

 

　　当然，这样富于挑战性的底层叙述，并非始于《那儿》等小说。实际上，在《黄河边的中国》和《中国农民调查》等非虚构类作品当中，对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叙述，已经呈示出了值得瞩目的端倪。再如最近出版的一部社会学著作《岳村调查》，作者沿着当年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走的路线，通过对湖南湘乡、衡阳等地的实地抽样式调查，对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现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信息和材料，其中写道，不少地方的农民在同严重不合理的农业政策和基层政权及官员的贪婪掠夺之下，被迫进行维权时所采用的方式和策略，越来越具有半个多世纪以前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运动的显著特征，比如他们不再是单枪匹马、自生自灭的上访，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甚至“农民领袖”，等等，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潜藏在底层的那种强烈的躁动和不安情绪。这本书的作者于建嵘是一位有过长期基层生活经验的年轻学者，这似乎进一步表明，相对居于话语中心的主流和权威知识集团，那些来自于亚文化和亚专业群落，处于上升期的声音和叙述，由于其特有的体验性、亲历性，缺少修饰性，其所叙述的底层更具有一种值得信赖的真实品格和力量。

 

　　但这样的叙述往往容易遭受漠视和忽略。文化精英主义者的自负和傲慢，使他们习惯于制造理论幻觉，而拒绝同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及任何文化异见者对话，他们总以为自己内心的影像就是世界的全部真相，并且为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我曾经听见一位批评家谈到某些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时，用武断和调侃的口气说：不要一写到穷人就总是掺兮兮的。其实所谓苦难，只不过是我们这些作家强加给穷人们的浪漫想象，你怎么就以为生活在贫穷中的人内心里一定充满了悲苦？他们有自己的快乐和安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而大名鼎鼎的黄永玉老先生在香港的豪宅接受采访时说：我也知道现在有许多人还过着朝不保夕、缺少安全感的生活，但毛主席那么大的抱负也没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难过也没什么用处，操那么些闲心干啥！

 

　　像这种闭着眼睛陶醉于个人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所表现出的冷漠，在文学圈和知识界屡见不鲜，并且差不多成为了一种值得炫耀的时尚。

 

　　这无疑是当代知识精英群体潜伏的真正危机。

 

　　由此，我想到19世纪的俄罗斯，当时那场主要由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失败之后，不仅共产党分化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对立阵营，知识分子也反戈一击，纷纷倒向沙皇重新确立的威权政治集团，彻底背叛了过去曾经那么真诚地站在底层立场，为了民主自由和平等不惜献身的价值观，以及源远流长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传统，转而为沙皇变本加厉盘剥和掠夺民众的新经济政策摇旗呐喊，成为了既得利益共同体的受惠者。到后来，在俄罗斯广大民众心目中，除了托尔斯泰获得的那份稀有的尊敬之外，整个知识分子集团几乎蜕变成了一种见利忘义、令人憎恶的形象。

 

　　这同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集团面临的境况是不是有几分相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