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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1)如其称呼，无论何时都处于社会最下层。“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理论上讲，底层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和趣味，就是说底层应该有与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相符合的、真正属于本阶层的“富”的标准、婚姻的模式和对美的定义。因为一个阶层既然客观存在，肯定有他们的一套标准。这儿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底层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性的阶层，因为它是受压迫最集中的阶层，是各方面的条件最恶劣的、几乎不从社会受益的纯奉献者阶层。就是说，“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如果再让这个“不正常”的阶层有自己的各种生存标准，那不是与整个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合谋了吗?结果不是与宗教一样，让人民安于苦难的生活，安于本阶层的道德，且不能受其他阶层的诱惑，从而最终安于一种神性的“命运”吗?或许，如果单纯地强调底层要有自己的标准，就会造成另一种更严重的压迫。
从文明的角度和人类的社会分工来讲，“底层”一词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组成底层人物的阶层却是要永远存在的。底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人和农民的存在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他们的工作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数目众多的人来做，而且，他们是平等的，他们的劳动应该没有贵贱之分。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者阶层，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他们自然要有不同的趣味和习惯，从而形成不同的观念，在人生的各重大方面都应该有自己的一整套东西。问题的严重性就表现在这个地方：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在号称民主和自由的时代，却有一个数目庞大的阶层以“底层”的面目出现，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这才是最大的不正常。
从当代文学来看底层的问题，小说确实体现了不少与其他文字媒体不同的东西。比如，小说的发展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底层命运变化的轨迹。这是其他的文类都没做到的。还有，小说反映底层更自由更全面一些。比如莫言在小说《我们的七叔》中描写一个公开宣布自己买官、且要将“本钱”赚回来的乡长，如果是在报纸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它只有在被当成廉政功绩才会在新闻媒体上出现。而小说将这种祸害百姓的官员以述而不作的方式描写出来，就有了极强的讽刺意味。也许因为小说的影响力远不如报纸，这就在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尽管如此，小说并未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在反映底层的真实状态方面，小说似乎做得好一些，但好多小说的真实性还不如一个经济学上的统计数字来得有力，而且作家的主观性常常削弱着反映事实的真实性，这种主观也扭曲着作品对底层真实形象的反映。
再者，小说反映的东西应该较为复杂全面，人们有可能从中寻找到不同的资源。但是那么多小说，在表现了底层受压迫的现实和自身的阴暗之后，我们仍然只看到了一个他者他化(2)的底层，听不到底层自己的声音。如上所论，就人类生活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富”的标准、婚姻的模式和对美的定义)来说，底层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说，小说对底层的表述也并不成功，底层多多少少仍是被遮蔽的对象;作家或是“零度叙述”，或是在提出的方案中否定了底层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他们又或多或少对底层的被“现代化”思潮同化了的认识表示了认同。底层没有自己的趣味这一结论的得出，并不是作家意识到的，他们在描述的现实中包含了这个东西，但他们却毫无意识，反而得出了不相干的结论，比如李佩甫等作家把底层的不幸与不争归于贫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少数作家有了一点要表现劳动者趣味的意思，也往往被一种更有力的非底层的思想压制下去。这是最好的作家也常犯的毛病，比如张炜的审美观念完全是文人化的。
这可能要归于目前中国学术界缺乏关于底层的理论，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底层研究成果，以求找到其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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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200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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