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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岁时节日的比较研究
中外岁时节日民俗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日岁时节日民俗的比较研究上。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巨大影响是无庸置疑的，这种从官方到民间无处不在的影响也使中日两国在岁时节日民俗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就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就涉及到了春节与新年、三月三、端午、七夕、寒食等众多节日。这些对于中日岁时节日民俗的比较研究的论著，一般都是对中日两国在同一节日中节日现象比较异同，并进行考据性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大致有以下几点：（1）中日两国的岁时节日大多异于形而同于质，其根源在于共同的农耕文化基础和季节感觉。（2）风俗习惯在形式上之所以相异是因为其具有民族特色，深受民族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制约，它的相互传播和影响，必然受到各自民族文化的筛选和改造，所以在吸收异国、异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始终融合、改造外来文化，使之从属于本国主题，保持本国的民族文化特质。（3）中日农耕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从历时的与共时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典范，中日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是长期的过程，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41]。
在这些论著中，陶立璠的《年中行事与农耕礼仪的变迁——中日农耕民俗文化比较》是一篇重要的论文，他以翔实的田野资料分别归纳描述了日本南方的农耕仪礼与中国南方的农耕仪礼，然后比较了中日农耕民俗文化的异同。清华大学刘晓峰的《寒食不入日本考》尤为特殊，作者独树一帜，不从中日两国共有的岁时节日入手，而是从寒食，这个在唐代中国影响极大却无法波及日本的特殊节日，来探讨两国在节日文化上的差异，说明寒食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的不相容性，其原因在于日本的民族文化中有关于“秽”的观念，他们看重薪火的清洁，忌讳死者，因此在唐朝，作为寒食重要内容的皇帝赐火，因为秽观念的妨碍，在日本就很难出现；在中国给寒食带来强大生命力的扫墓之风，因与秽的观念相矛盾，同样无法影响日本[42]。作者从一个全新的逆向的角度探讨了岁时节日民俗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问题。
岁时节日的专题研究中有不少是对于单一节日、专门节日的研究，这些岁时节日的研究，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的：一是对于节日起源及其流变的考据，如简涛的《立春风俗考》，巫瑞书的《“迎紫姑”风俗的流变及其文化思考》，[43]成林的《三月三溯源》等，[44]涂元济的《船棺葬·铜鼓船纹·龙舟竞渡——端午节小考》；[45]二是关于特定地方特定岁时节日民俗的具体描述与记录，康保成《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46]如韩致中《丰富多彩的活化石：荆楚岁时民俗研究》、[47]《新荆楚岁时记》，[48]史兆利的《天水南部的民间春节风俗》，[49]等；三是关于特定岁时节日民俗的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探讨，如谢沫华的《火把节的文化含义研究》，[50]张君的《冬至节的文化学解析》，[51]萧放的《腊日民俗的时间意义》[52]等。其中李丰楙《由常入非常：中国节日庆典中的狂文化》是一篇较重要的论文，他以蜡祭为个案探讨中国节日庆典仪式的内部结构与文化意义。认为蜡祭是人们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区关系的休闲周期的重要一环，蜡祭文化中有一种狂欢的性质，“狂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境界，乃是经由身体的纵放、自由而达到忘形、忘我的至乐之境，这是人类保存于民俗、大众文化中的生命特质。”[53]
3．岁时节日民俗与民众的时间意识
岁时节日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因素是民众具有的时间意识。“时间是人们把握世界的维度之一，时间本身并无质感，时间是一个不能用感官感受却又能体验到的实在，我们对时间的把握只有通过特殊的标识才能实现。……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R·利奇所说：‘时间的规则性并不是大自然的一个内在部分，它是一个认为的概念。人为了某些目的而把它投射到自己的环境之中。’[54]”而岁时观念，正是中国人对于时间的独特的经验知觉，是中国民众特有时间意识。在岁时节日民俗与民众时间意识的研究领域，较早开展此项工作的是程蔷、董乃斌，他们在《唐帝国的精神文明》的岁时节日篇中，论述了唐人的时间意识和对节俗传统的改造。[55]而萧放对此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岁时——传统中国人的时间经验》等[56]十余篇专门性论著，并就这个研究方向提出以下观点：（1）岁时是中国人创造的独特的时间分隔方式，在传统中国岁时观念中，岁时包含着自然时间过程与人们对应自然时间所进行种种时序性人文活动。它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人文属性。（2）岁时观念形成的时间基础是自然时序，人们依据星象、物候的时序变化确定自己的社会活动。（3）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时间态度和时间感受，认为传统岁时观念具有以下三种特性：天时的神圣与庄严，人时的伦理与日用，岁时的循环与再创[57]。
萧放认为“中国人的岁时观念经历了由神圣转向世俗日用的发展历程，祭祀时间逐渐变为神人共娱的生活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民众观念中有较多的神秘因素，它在岁时中表现尤为突出。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国家，而又相对隔离、不大流动。因此时间观念上还有着地域性、民族性的特点[58]”。从时间意识的角度看待岁时节日的形成变化，是一个切近岁时节日本质的视角，在这方面工作成果还不很多，萧放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白耀天的《年由火来——岭南古越人对时间知觉方式》则是通过民族史和民族学材料的综合分析，认为岭南古代越人的时间知觉是以农事活动为自然参照点，说明他们对“年”这个时间的经验知觉是由电闪雷鸣开始的，年作为时间的抽象概念是与雷动生火一起诞生的；“火”从“雷”来，“年”因“火”生[59]。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论著中，作者大量地采用了语言学的资料来进行分析论证，颇有独到之处。
由以上的诸种引述情况，我们看到岁时节日民俗研究在理论探讨与专题研究上都出现了新进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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