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为我的论文所作序言中，钟先生曾引用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先生的观点，说民俗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走马观花式的“旅人之学”，就是到某个地方跑一跑，看一看，得到一点一般性的信息；一种是“寓公之学”，就是在一个地区住三五年，进行长期考察；第三种是“土著之学”，就是当地人来研究当地民俗。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三种方式，因为作为当地人来研究当地的民俗文化，占有很大优势，有许多的知识，他根本用不着去专门进行访谈，他从小就亲眼看到、亲身经历那些习俗和活动了，所以能比较容易而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钟先生虽然没有专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但他的视角，却给人极大的启发，使我开始对“土著之学”的特点等问题产生了兴趣。我在博士论文的自序中，就对学者研究家乡民俗的利弊等做了一些归纳。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钟先生为帮助这篇论文出版所付出的辛劳。199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钟先生马上就把它列入了自己正在策划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之中。当时一同被列入该丛书的首批书目，还有钟先生自己的《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许钰先生的《口承故事学》、赵世瑜博士的《眼光向下的革命》和杨利慧博士的《女娲溯源》——这四种书均已在丛书中出版。虽然由于特殊的原因，我的书稿在印出了三校稿之后还是未能作为该丛书之一出版，但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和对民族志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却让我永难忘记。
廖：显然，家乡的调查和研究对你在博士论文中取得深入的结论具有不小的帮助。不过，从你正文部分的行文中，好像看不出究竟是在家乡还是在异乡做的调查。
安：的确如此。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其实在极力地回避所谓的“主观色彩”，力图要表现出客观、科学的态度。比如，每当涉及有关自己家人或亲戚的内容时，对于所有的资料提供人，包括我的长辈，我都要直呼其名，并且要严格按照学习过的田野调查的有关要求，写出他们的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虽然在写到自己长辈亲友的名字时，也会有心理上的不适——觉得这样做不大恭敬，然而写作“科学论文”的要求，还是战胜了隐约的焦虑。因此，尽管对在家乡研究没有什么疑问，但对田野过程中与当事人的亲友关系等还是在有意无意进行回避，生怕这种关系的透露，会有损于我的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这种情况，吴秀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民族学博士生）在为这本书所写的评论中，也有敏锐的发现和批评，她把它比作“戴着镣铐的舞蹈”，认为它是受制于“现行制度对博士论文的要求”的结果（《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我很同意这个看法。确实，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科学论文”的要求，是很难允许研究者、特别是学位论文的作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表现过多的主观因素的。事实上，许多学位论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在北师大的师兄弟中，也有不少以自己家乡乃至家人为主要资料提供人或研究对象的，他们学位论文的行文风格，也无一例外地具有这种突出“科学性”而极力掩盖亲情关系的特点。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引起的研究者在心理、情感上的矛盾与冲突，是很值得关注的。
廖：如果说你的博士论文是家乡民俗研究的一个具体例证，那么，你后来出版的《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就是首次正式提出“家乡民俗研究”的概念并对它进行全面论述的著作了？
安：这我应该向您表示感谢——《重返故园》这本书，是您所主持的《西部田野》丛书中的一本。您邀约我加入这套丛书的写作，给了我一个集中思考和总结自己过去田野研究特点的机会，从而直接促使我开始关注家乡民俗学的话题。您知道，在答应参加丛书写作之初，我报的题目是关于农事禳灾问题的。但后来，在酝酿和结构全书内容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田野”，就是“家乡”，自己的调查对象，大都是我的亲人或朋友，于是，我便把这本书的主题定成了民俗学者带着学术的目的重回故乡。需要交代一下的是，开始这本书的写作之前，我刚刚完成了钟敬文先生的传记《飞鸿遗影》。在传记的写作过程中，我也积累了不少或显或隐的感受和心得，其中之一就是，钟先生早期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是在自己家乡进行的。这种认识，也是引发我从这一角度来思考自己的田野特征的重要因素。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文章来源：安德明的博客 2009-01-12 22:05:50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