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制作事件而言，如果没有个人承担制作者的角色，什么都将不复存在。一般这种身份的假设会偶尔出现。无论是什么因素促成，因为其他人的强化，这种身份会保持不变。这种情况曾发生在海伦·科德罗（Helen Cordero）身上，她是普韦布洛部落的一个陶工，因会做讲故事人的塑像而闻名于世。海伦的一位婶婶曾让她放弃做皮革制品而转学制陶，因为皮革需要昂贵的原料而陶土根本不用花钱。海伦学习制陶的师傅，也就是她丈夫的表兄，建议海伦不要一直做奇形怪状的碗罐，而应该尝试做一些人物塑像。很快她就获得了公众的赞誉和不菲的利润，这促使她继续制作讲故事人的“玩偶”（Babcock and Monthan，1986）。

就像社会力量在叙事事件中发挥作用一样，身份和关系在其他方面进入创作也直接塑造了产品。一方面是制作者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顾客、接受者和感知者的作用。在海伦开始雕塑“小人”（站立的8到9英寸高的男人或女人）不久，她进行了一次作品展览，民间艺术收藏家亚历山大·吉拉德（Alexander Girard）买下了她展览的所有作品。他要求她制作更多更大的塑像，并最终委托她制作一个包括250件作品的“基督诞生”系列。接着，他又让她雕塑一个更大的在孩子中间坐着的人物。海伦思量着他的要求，“我想到我的祖父，他是一位真正的讲故事高手，我们很多晚辈常常围在他周围。”回想他的声音，海伦塑造了他对着五个小孩讲故事的形象。像其他手工艺人一样，她遵从了他人的要求和期望。

多年以后，海伦·科德罗提高了工艺，塑造了吸引他人的新样式，她甚至发展了一种更好的雕塑末道工艺。她一个个地塑造孩子的形象（而不是把他们放在讲故事人的同一件塑像中），从而使她可以增加塑像的数量，变幻他们在讲故事人周围的位置和姿势，进而让看见她雕塑的人满意。最后她塑造了成为商标的独特面孔，就像她说的，“他的眼睛是闭着的，因为他在思考；他的嘴是张开的，因为他在唱歌。”她也开始在作品上签名，这是一些收藏家所期望的。成功让她从自己的经验中塑造了其他形象，比如唱歌的母亲、鼓手、普韦布洛的父亲、霍皮部落的少女等，但是讲故事人的雕塑一直是最畅销的。

总之，消费者通过买海伦·科德罗的雕塑而不买其他手工艺人的产品，通过从海伦创作的众多作品中选择特定的雕塑甚至通过要求海伦创造某种塑像来影响海伦和她的作品。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肯塔基做椅子的工匠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并把这些过程分别称作吸引、选择和定制。正像海伦·科德罗的例子所显示的，工匠的职业身份由顾客或消费者做补充。（正如乔治斯的第二个假设——每一个叙事场景都是一种社会经历，叙事者和听众在其中配对出现。）当艺术家正在对原料、技术和设计进行试验以发现哪种能吸引顾客并扩大销量时，消费者间接地影响了产品的生产，当然这也通过艺术家自己的选择。顾客通过提出要求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也就是规定制作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家能够而且愿意遵从——和制作对象的特征。即使顾客要求复制一个现成的物品，艺术家也可能赋予它个性化，比如工匠会考虑哪些对顾客更适合，哪些更合乎他们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些他们会把拐杖变长，把罐子变大或者把一把椅子装饰得更精致。

有时候人们制作东西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职业而是作为一种副业或喜好，不论是为了享受创造的喜悦还是为了制作礼物。但社会的维度始终环绕着创造、展示和使用，制作者的角色有感知者或接受者作为结果评判，这些会影响到生产。当一个人编织一个毛毯，雕刻一串木质项链，创作一幅绘画作品，准备一餐食物或者种植并照管一个花园，其他人的出现哪怕是短暂而且不经常地出现也会提供反馈。一句偶然的评论、皱起的眉头、满意的点头或者耸肩都不会被忽略。制作者经常希望有人提供想法和建议，其他人也经常会评论，不管有没有被要求这样做。这些反应会置疑或强化行为，包括正在创造的物品，就像在一次叙事事件中听众的反应会影响叙事者进而会影响到故事的叙述。

乔治斯指出，叙事作为社会经历，“在每一个叙事事件中，参与者遵照一套特定的身份和关系”。（乔治斯，1969：318）叙事者和听众各自的地位都带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叙事者有责任讲述故事并遵从社会约定的惯例，叙事者可以期望听众根据惯常的行为模式承担起“对信息接受、理解和反馈”的职责。叙事事件具有社会效用（比如消磨时间、传授经验等），有的社会功能参与者直接可以说清楚，有的社会功能可以通过分析推断出来（比如加强血亲关系、稳固阶级差异、为社会变化提供合理解释等）。通过指出行为的规范和叙事的特有目的，乔治斯为第四个假设奠定基础，第四个假设认为“诸多叙事事件显示出相似性的程度和类别”。（乔治斯，1969：319）相似性“使得特定社会的社会成员通过特定的叙事事件凝聚起来”，这样做的标准“由文化决定而且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差异很大”。

对于手工制作而言，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当地编篮子的土著居民证明了乔治斯的这些假设。当地部落的成员一想到编织的物品就会自然想到装汤的篮子、做饭的篮子和工作帽，这些物品的使用者对于制作者使用的原料和设计要素的选择和安排都有一系列的要求和期望。当编东西的人编织特定种类的物品时，她有责任去遵从这些标准和要求，否则当旁观者看到她展示的物品选择了不合时宜的原料、颜色和设计成分时，她几个星期的工作就有贬值的危险。出于同样原因，当她在尺寸、比例、原料、颜色和制作工艺等方面都遵从了传统习惯时，她的篮子就会卖出去。

乔治斯的第三个假设是，“每一个叙事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在时空中只出现一次”而且“在特殊的社会相互关系体系中”只发生“一次”。事件“产生它自身独特的社会影响力和心理影响力，这些对于社会环境施加压力，由它们的相互作用创造了社会环境”。（乔治斯，1969：319）对于手工艺品而言，每一个制作事件，就像每一个叙事事件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谁和谁相互作用、他们怎样互相影响、制作的物品是什么、原料和制作工艺怎样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制作出来的物品，就像是讲述出来的故事，在特定的场景之下都是独特的，永远无法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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