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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传播途径上，三次事件都是在谣言出现后以亲属为传播网络不断扩大事态。在当地这样一个同质化水平极高、①亲属关系盘根错节的小城，谣言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都是相当巨大的，从而使大部分家庭和个人都卷入其中，并在社会上形成极具影响力的风潮。事件发生之时，整个社区犹如遭受暴雨袭击的平静水面，而每个参与其中的人们则好比打落到水面的雨滴，雨滴落到水面激起的层层波浪则恰似个人介入事件时所影响到的亲属群体（即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的亲属关系）。这样的雨滴同时在短时间内滴落到水面，水面所受到的冲击和震荡是可想而知的。
三、谣言与卷入恐慌事件的人们
时至今日，这三个事件已过去多年，人们偶尔谈起它们时，都认为它们是滑稽的闹剧，并对自己当时的紧张反应和盲从的行为付之一笑。既然人们事后的反应如此，为什么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盲目听从谣言，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恐慌事件呢？其原因可以从事件起因的谣言和卷入事件的人们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是因为人们普遍具有求吉避害的本能反应和渴望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望；而谣言所设计的内容恰是对人们所渴望的幸福生活构成威胁的灾难和不幸。生活幸福平安历来是中国民间百姓朴素而美好的愿望。尽管任何人的一生中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灾难和不幸，但是人们对吉祥美好的生活依然孜孜以求，对于一些无法预知的灾难和不幸总是尽可能地规避。于是，便有了年节时祈福迎祥，驱祸纳吉的各种民俗，人们在这些民俗中寄予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希望通过一丝不苟地对待这些民俗来远离灾难，迎接幸福；有了卜卦和算命的行当，人们希望通过占卜和算命预知未来，对于生命中可能出现的不幸，可以在先生的指点下，通过各种手段及时化解它们；也有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希望通过诉诸于宗教，凭借个人日常的修为消除这些不幸。在这三种求吉避害的方式中，传统的吉祥民俗的力量最为根深蒂固，人们几乎是在一种强大的惯性下保持着对它的信仰和实践。而第二种预知未来化解灾祸的方式，因为有着明确的指向，人们在实践它们的时候更为一丝不苟。本文所论及的三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类似这种方式，只不过人们对灾祸和化解手段的预知来源于谣言，而非占卜和算命的先生。对于第三种方式——宗教，大多数人都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平日里不见得多么虔诚，只是临阵才抱佛脚，病急才烧香。不过由此也看出佛祖和各种神明在人们心目中至高的地位。无怪乎在正月初九事件中，当大孤山庙门倒了的谣言传来时，会在人们心中造成那样大的恐慌。除此而外，民间对于鬼怪神灵之类的事情，大都报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和趋利避害的心理，对于避灾躲难这类事情向来不含糊，尤其是当这种事情作为一种风潮出现时更是如此。因为姑且不论这种事情做了有用没用，至少在大家都如此做时，随波逐流可以求个心理安慰。尤其在正月初九的这一事件上，外面震天的鞭炮声不免会给不想或未及采取措施的人们造成心理压力，无形中敦促他们尽快采取行动，致使卷入这一事件的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可以说谣言恰好命中了人们畏惧灾难这个致命弱点才以势不可挡的速度传播开来。
第二，是因为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亲属关系网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非常事件的参与，亲属关系的网络得到强化。例如，在正月初九事件中，谣言的传播主要靠亲属间的电话，无论人们在接到电话的同时是否怀疑谣言的真实性，以及无论当谣言被辟谣时人们是否感觉受了愚弄，人们都会对当初将谣言传播给自己的亲属心存感激。因为在危难时刻，是他们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安危，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只有在这种时刻才表现得最真实，并且人们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才又将谣言传播给了其他亲属。而在桃罐头事件和红背心事件中，谣言直接锁定了姑／侄、姐／弟这两种亲属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是可以将女子（无论出嫁与否）与自己的兄弟联系起来的关系。在父系制的社会里，女子早晚要嫁出去成为外姓人，而男子成家以后则无论是否与父母同住，依旧要秉承家族的血脉和香火，依旧是女子可以依靠的娘家人。尤其当父母年迈后，娘家的兄弟和侄子更是出嫁在外的女子的坚强后盾。因此姑／侄、姐／弟这两种关系实际上是可以将女子与娘家联系起来的关系，其中涉及的关系不仅包括姑／侄、姐／弟这两种关系，还包括姑／嫂（或弟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甚至父母／子女关系和公婆（即女子的父母）／儿媳（兄弟的妻子、侄子的母亲）关系等。因此，无形中将几乎全部家庭和大部分男女都卷入了这两次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谣言预设的主动实施者都是有购买能力的（即有收入或有可支配金钱的成年）女性，而被动的接受者则是成年或未成年的男性。这样的预设无疑是谣言的制造者们参悟透了两性心理的差异而设定的。一方面，从一般意义上讲，女性是家庭日常消费品的购买主体；另一方面，女性比较感性，遇事往往缺乏理性的判断，对于传言一类的东西更容易轻信，并且往往容易在消费乃至行为上有从众心理。而男性则更多些理性的思考，对于传言之类的东西未必完全听信，而是多一些自己的判断和理解。由于在这两次事件中，男性处于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因此，即使他对于传言未必真信，也不会断然拒绝亲人的好意，对于亲人送来的消灾避难物品，他或许更愿意将它们作为传递亲情的礼物而欣然接受。在这一行为互动中，一方面人们对灾难的恐慌的心理得到释然，另一方面亲情的纽带得到又一次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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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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