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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高校的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的硕士、博士论文甚至博士后出站报告，更多地选择区域民间信仰研究进行写作：他们往往选择一个地区的某个庙宇或者某一地区特有的神灵信仰及其祭祀仪式，进行个案调查，追溯庙宇与社区的信仰历史，并调查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由于研究者多数都是回到故乡进行田野调查，因此对于社区生活、民俗事象的描述，对于口头传统与民间文本的搜集，对于“文本传统”与“社区传统”两种方法论的结合，都达到了老一辈学者所无法具有的“地方性知识”要求。[27]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博士学位论文以民间信仰中某位神祇的出身传记或小说进行主题研究的。[28]可以预期，区域民间信仰研究在相当长时间仍会成为各个学科的热点之一；近二十年民间信仰研究领域所发掘的大量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正在成为各学科的新文献库与新田野。[29]
三、权力话语与国家在场
1980年代以来，国外汉学界研究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多数涉及民间信仰领域。其中对中国学界影响较深的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英文原版出版于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一书以庙会（ 组织） 和关帝信仰为例，讨论传统中国地方菁英努力构造的地方权力文化网络中，民间信仰是促成和维系这一文化网络的重要一环；还有韩森《变迁之神》（英文原版出版于199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中描绘了南宋王朝对区域性祠神的压制与封赐过程，由此讨论地方士绅等地方权力与国家政权的互动。追寻着这一研究进路，中国学者们开始广泛运用各种资源——档案、族谱、碑刻、各种契约与帐薄、仪式手册、信仰经书、祭祀演出剧本和口述历史——来勾划民间信仰在形成与维持各种地方社区等级上的权力网络的积极性。
明代以后，地方社会中大型的民间庙宇既是地域社会的标志，更是社区管理的中心、国家政权与民间政权的交接点。1990年代中期以来，赵世瑜关于明清京师东岳庙研究[30]，陈春声对于东南沿海“双忠公”崇拜在地化的研究[31]，行龙对于晋水流域民间信仰水神庙与“水权”的研究[32]，诸如此类的社会史研究皆将“国家与社会”、“文化与权力”的问题纳入民间信仰的分析范围，他们讨论神明信仰的形成及其象征意义的转换，意在揭示中央王朝的教化与地域社会复杂互动的契合过程。进入21世纪，即使研究偏远地区民间信仰的历史学者或人类学者也都特别注意国家/官府/士绅的权力投射，福柯的权力话语几乎成为民间信仰研究的准则。郑振满、陈春声借《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一书即明言：“吸引众多的研究者去关注民间信仰行为的更重要的动机，在于这种研究在揭示中国社会的内在秩序和运行‘法则’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33]
就区域民间信仰研究而言，经过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理论将华南社会的宗族权力放大之后，华南地方社会中宗族所操办的宗教祭祀也成为学者分析地方权力架构的一个工作。[34]而华北的研究近几年更为注意“国家的在场”，如高丙中关于河北范村龙牌会的研究[35]，郭于华关于陕北骥村祈雨仪式研究[36]，岳永逸对河北某村娘娘庙的民俗志研究[37]等，讨论了信仰仪式中体现出来的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过程。学者们通过研究认为，在权力话语的显微镜下，民间信仰仪式处处体现着国家、地方、文化的权力隐喻。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收入9篇论文即“围绕着仪式、 象征及其特定社区、 群体的文化本质和演变讨论问题”，“关注仪式在现代复杂社会中的存在与运用，关注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38]
权力话语的运用集中体现在近十余年民间信仰庙宇与庙会的田野调查研究中。庙宇的重建、庙会的举行，体现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利益的共谋和协商。以庙宇为中心的仪式场合, 更有利于观察者明了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下不易显露的社会分化与权力支配关系。景军将布迪厄 “象征权力”的概念运用于中国北方村庄重修孔庙的案例，突显出礼仪知识、文字知识、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如何化为象征权力，从而操纵了民间庙宇的重建。[39]吉尔兹（Geertz）有关祭祀表演与地方权力表演的理论无疑为中国学者重新审视庙会提供了理论支持。近年来刘铁梁、高丙中、刘其印等对河北一个龙牌会的调查研究，即揭示了庙宇与庙会背后的地方社会生活秩序，尤其是政府与民间的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在“复兴”庙会过程中形成共谋。[40]民间信仰借助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得以复兴的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特别是对于2003年以来民间信仰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语境之下获得正当性，学者们对此保持着迅速而敏锐的观察。[41]
近十年来“国家－社会”、“文化－权力”视野之下的民间信仰研究蓬勃发展，使得民间信仰的论述因素逐渐扩大，原来局部和零星的民间信仰活动，牵涉了国家、社会制度、交通、商业、地域文化等等问题。民间信仰所牵涉的中国文化图景也更为纵深，时代变革、士绅与地方社会、儒家文明等等大背景几乎都可以从民间信仰角度进入。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对话交流，正在逐渐揭示出民间信仰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42]
结语
1995年，以欧大年（Daniel Overmyer）为首的7位西方汉学家在名为Living Chinese Religions的中国宗教研究综述系列文章中，盘点了过去一个世纪海外汉学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同时声称，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于民间信仰的历史以及复兴中的现状比较忽视，这一领域最出色的研究出自日本、欧洲和北美学者。欧大年们甚至认为，西方汉学界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存在的偏见与定见，由于缺乏中国同行的出色研究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对话与矫正，他们希望这种状况在21世纪能够得到改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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