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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的民间信仰研究者在与西方以及台湾香港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经常面对“白马非马”的词源问题：“民间信仰”一词是中国内地与台湾的用法，在西方世界（包括香港），相应的研究领域应该称为“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可是内地学界共识的“民间宗教”概念对应的却是民间秘密教门。内地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两个概念大致平行，在西方和台港学界，民间宗教是一大学科领域，涵摄了内地所称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由于概念范围的不对等，近年来大陆学者中文论文虽然都是以“民间信仰”为题，英文提要却是Folk Religion、Folk Belief、Popular Cult、Popular Religion，各种译法层出不穷。而像王铭铭等有西方知识背景的学者干脆就不采用民间信仰一词，他们的中文论文虽以民间宗教为名，所讨论的却是中文世界里的“民间信仰”。[1]
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于民间信仰的各自表述，反映了近三十年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历程，即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定义内涵不断调整、界定的过程。[2]
一、从迷信到民间文化——作为学科策略的民间信仰
把民间信仰作为学术对象纳入科学研究，早在1920年代中国民俗学的建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顾颉刚等人关于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的调查报告，江绍原、容肇祖、许地山等学者关于民间社会各种迷信的分析研究等，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等民俗学刊物发表了大量各地风俗迷信的评介文章。出于当时学界强烈的社会改造和启蒙使命，许多研究的出发点多是针对信仰活动中反科学的成分——迷信而加以描述与批判，比如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书名本身就已经对研究对象进行了价值判断，这些成果虽然意识形态的意味比较浓厚，却也建立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范式。1930年代偶尔有些学者采用从日本泊来的“民间信仰”一词来取代“迷信”二字，[3]然而这一过于价值中立的学术概念显然与国人破除一切迷信风俗的热忱相悖，所以并未成为当时民俗学界的常用术语。
大概是由于民俗学前辈在俗信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俨然成为民俗学界一种内植的传统，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研究首先是在民俗学界复兴，而不是在宗教学或者历史学领域。1979年顾颉刚、钟敬文诸先生发起《建立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之后，全国民间文学研究者们开始广泛讨论如何重建民俗学，其中一项便是恢复对信仰风俗的研究调查。
由于长期以来整个文化界惯用的“迷信”一词容易引起意识形态的政治敏感，1980年以后，民俗学者们非常默契地共同使用了“民间信仰”一词，借以取代“迷信”一词。[4]1980年代较早进入民间信仰研究的乌丙安1984年出访日本回国接受《民俗研究》访问时强调，“我们对民间信仰的研究，用一般政治的观点来看，民间信仰的东西几乎都是反面的东西，但是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很值得研究。比如并不采取迷信的手段存在而长期存在于人们生活当中的某些信仰，叫做‘俗信’，是要长期存在的，也是可以存在和允许存在的，这就是民俗学的观点。”[5]这段话明显在试图以“俗信”的民间文化色彩去掩盖或排除“迷信”的成份。1980年代早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数都在重申类似的主张，同时对一些历史与现实的民间信仰进行蜻蜓点水般的介绍。这一时期的多数成果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民间信仰的本体研究，主要还在从意识形态上争鸣和维权。
与迷信研究几乎同时兴起的民间宗教研究，肇始于1920年代陈垣、陶希圣等人的摩尼教、白莲教等民间教派的历史学研究。1980年代初，历史学与宗教学界也开始了对民间宗教研究的重建，“民间宗教”一词逐渐取代“秘密宗教”“邪教”“反动会道门”等纯意识形态的概念，成为学科的共识。
可以看到，民间概念在1980年代分别与信仰、宗教紧密挂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这两个容易引起政治敏感的研究领域“去敏”。由于民间信仰一词是民俗学迷信研究的去敏词，民间宗教一词又是宗教历史学的去敏词，不同的学科历史和背景造成了学科概念的各自表述，所以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虽然可以直译成英语，但与西方汉学界相应领域的名词内涵却不尽相同。
伴随着民间信仰研究的回归，如何界定概念的边界也成为1980年代这一领域的热点话题。宗教学与民俗学研究者在民间信仰的宗教性上达到一致看法，即民间信仰并不自成一个宗教体系。1985年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提出民间信仰和宗教的十大区别，撇清民间信仰与成型宗教的联系，强调民间信仰的自发性和民俗性，这一定义其后被学界广泛征引。[6]金泽《中国民间信仰》等论著则认为民间信仰是宗教的低级形式，“原始宗教的继承者”[7]。这种观点主要继承了《金枝》等早期民俗学成果将民俗事象视为原始遗留物的观念，随着1987年《金枝》中译本的正式出版，有关民间信仰与原始宗教遗留方面的研究越趋多样。
在1980年代学术气氛之下，民俗学者否定民间信仰的宗教属性，强调一种现存的民间文化形态，主张以研究文化遗存之目的去进行研究，起到了为相关民俗研究排除政策与观念干扰的作用。[8]因为把民间信仰看作是古代社会历史记忆的残留，又与原始宗教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段时间的民间信仰研究多采用“崇拜”研究，主要探讨风雨雷电、山川树林等自然崇拜，狐仙、兔爷等动物崇拜，以及扶乩、占卜等巫术和原始宗教[9]。从否定中国民间信仰与制度化宗教之间的关系出发，有近二十年大部分学者的主要工作在于论证民间信仰“自发的多神信仰发展的本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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