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里形成于4~5世纪的天师道经典，如《女青鬼律》、《三天内解经》、《老君百八十戒》等，对待民间鬼神祭祀提出了非常严厉的非难。《三天内解经》提到张道陵“三天正法”最重要的禁戒是：“民不妄淫祀他神，使鬼不饮食。”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曾撰文提出，南朝天师道道士乃从自觉性的宗教职责出发，竭尽全力去揭示那些求人供祀酒肉血食、被人奉若神明的鬼神的真正本质。[13]几乎与佛教同时进入长江流域的天师道传入地方社会后，必然与祭祀蛇神的民间崇拜产生冲突。

日本学者宫川尚志曾经以刘宋时期围绕庐山地区宫亭庙的志怪故事说明，在5世纪江南社会，天师道的社会性质已逐渐转变为一个拥有独特的道派仪式知识和技能的宗教性组织。当天师道道士在民间百姓展开具有治病劾鬼目的仪式时，必须在效用上与地方庙宇中的民间巫觋、占卜者等进行竞争。[14]因此道士降服蛇怪，无论是从现实层面(进入地方社会)还是神学层面(破淫祀)，皆是道教叙事的题中之义。

道士为了显示其法术之灵验，进入民间社会驱蛇，成为民间公认的禁蛇专家。晋干宝《搜神记》卷二“寿光侯”讲汉章帝时寿光侯，“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妇因以安。”同书记录东汉末期鲁少千也是使用道教方术驱蛇的方士。[15]“劾鬼”无疑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的驱蛇手段，道士因此在民间获得制蛇专家的声名。在同书中则不见僧人治蛇的有关记载。

上文曾述佛教征服宫亭庙神，倾向道教的叙事文本亦有相类记载。《太平广记》卷十一引《神仙传》载栾巴过宫亭湖降庐山庙神，“巴至郡往庙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庙鬼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时讨，恐其后游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责以重祷。” [16]栾巴捕逐宫亭庙庙神，理由是“所在血食，枉病良民”，正是出自天师道《三天内解经》的神学理念。刘宋时期道士吴猛也曾驱除庐山的宫亭庙庙神。《云笈七籤》卷106《吴猛真人传》叙“王敦迎猛，道过宫亭，庙神具官僚迎猛，猛曰：‘汝神王已尽，不宜久居非据，我不相问也’。神乃去。”[17]

由于“蛇化人身”是佛教特有的叙事模式，因此同样是征服宫亭庙神，我们在道教叙事中找不到将庙神“化蛇”的记载。有趣的是，道士吴猛却在宫亭庙神的势力范围——豫章地区，建立了“斩蛇”的神迹，《太平广记》卷456引梁代雷次宗《豫章(古今)记》：

永嘉末有大蛇长十余丈断道，经过者蛇辄吸取吞噬已数百，道士吴猛与弟子杀蛇，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贼当平!”即而是杜弢灭也。[18]

《豫章记》已佚，但此则材料为《太平广记》、《云笈七籤》等书所节录，为目前所见“吴猛斫蛇”的最早版本。作者雷次宗与庐山高僧慧远有密切交往，《高僧传》云“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19]雷次宗是否由慧远处得知安世高的事迹从而将之移植到吴猛头上？我们不得而知，然以雷次宗亲佛的立场而记录道士吴猛之事迹，可能是当时豫章地区关于吴猛神迹的故事广泛流传，以至雷也要参与到创造、传播道家文化英雄的队伍中。

“吴猛杀蛇”本事后来被移植到道教净明道祖师许逊身上，唐代道士胡惠康《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讲述许逊斫蛇情节，与吴猛类似。由于江西洪州地区净明道西山信仰圈的形成，胡惠康将许逊神迹进一步地方化，以更适应当时传道的需要。《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的“斩蛇化”（符落观遗迹）、“小蛇化”（小龙庙、蛇骨洲遗迹）巧妙地将许逊斩蛇故事与地方风物结合起来。文中“蛇子遂得入江，建昌县蛇子港是其处”，“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号龙骨洲”等语言，强调道教神灵促成了地方遗迹的形成，无形中也增加了地方民众对道教神灵的地方认同。[20]这样的描述不禁让人联系起上文所引《高僧传》：“后人于山西泽中，见一死蟒，头尾数里，今浔阳郡蛇村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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