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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祁州）药王庙会上的商业活动具有专一门类的特点，这与另外一些比较著名的特种物资交易性庙会有相似之处。如，山西就有雁北的阳高县、临汾的尧庙、鲍店和五台山的骡马大会。特别是后者，在农历六月开始，正值水草丰茂的季节，骡、马、驴、牛遍布山谷，买者卖者摩肩接踵，可算是晋冀鲁豫、陕甘宁及内蒙古数省范围内空前的骡马盛会。（山西省史志研究院，1997：67；温幸、薛麦喜，1991：３６3）如此兴旺的原因，除了地利之外，好像主要是借了五台山佛教圣地的灵光。不过，与安国药商相比较，进行买卖的人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宗教活动，却需要给予进一步的考察。
如果与南方著名药市江西樟树的“药王会”作一比较，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安国药王庙会的类型特征。现根据邱国珍的专著《樟树药俗》（邱国珍，1996），对樟树药王会活动特征进行几点归纳：一、樟树的药王是孙思邈，对这位唐代名医的崇拜流行于各地，并没有地方神的痕迹。二、药王会时间虽然不算很短，从四月二十八的神诞日到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但是活动空间比较分散，包括各中药店歇业在家的宴请与请戏，在会馆、三皇宫、药王庙、仁寿宫，边洽谈生意边饮酒看戏，还有端午这一天当地百姓都到野外采挖草药，认为这时候采到的草药最灵。三、请戏一般是在三皇宫，表示对药王的酬谢，但在神诞庆典活动中既有焚香上供，也有宴饮聚会和交流药材的活动，这与过节、例如春节期间的谢神没有太多差异。所以，尽管有“药王会”存在，樟树药市却不能说成是庙会形式的药市。相比之下，安国的药王庙会具有更为严密和固定的组织，神圣空间在整个药市空间当中的核心性地位和象征意义也更为明显，突出的表现是药商们无论来自何地，都要积极参与在庙宇的祭神活动，特别是要请庙戏。这说明安国的药王庙会对于大部分药商来说已成为在整个交易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他们职业身份的标志。
从历史上看，樟树药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水运码头和位临药材产地的地理条件。从这个“药码头”出发，樟树人奔走于各地，形成著名的“樟树帮”。然而安国药市却没有那么优越的自然条件，它的形成更多地需要靠庙会来“搭台”，以便能够坐在家门口就应接不暇地接待来自各地的药帮。应当说，安国药王庙会上的宗教活动与药商经济活动几近为一体。这个事实说明，民间经贸活动是构成中国城乡庙会的重要实践内容，而且它与宗教实践的结合并非是完全松散的情况。所以，我们对于庙会类型的考察就不能仅有地域空间的角度，还有必要结合物资交换活动和商贸群体参与祭神的程度、方式等情况做出更为周全的判断。除了在各地较为常见的超出一般集市规模的“中心集市交易型”庙会之外，“跨地域行业性交易型”庙会的存在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现在看来安国药王庙会就是这种类型庙会的一个代表。
二、药王邳彤的神性传说
从参与主体的地域边界、群体组织特征等方面来考察中国城乡庙会的类型，需要全面观察仪式过程及与其相关的各种活动。这是一条基本的途径。但是为理解参与者宗教的动机、情感、观念等精神内涵，还需要解读在他们当中传播的神话、传说等。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宗教事实”（religious facts）和“宗教表现”(religious manifestations）（埃米尔·迪尔凯姆，2000：66）。这里要说明的是，关于安国药王邳彤的地方传说对于我们认识以他为主祀神的庙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医药业祖师崇拜对象的药王和医王，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李振清编著《药王史话》（下称《史话》）一书列有“关于医王的传说”和“药王有关诸说”两节文字，主要是根据历代文献资料上所提的神灵称号，分别给予叙述。可以看出这两个称号与历史传说中具体人物的关联并非固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一定变化。伏羲、神农、黄帝“三皇”被称为医王的情况相对多见，但有时也被称为医药之祖或药王。关于药王为何人，《史话》从文献记载上总结了七种，也就是三皇之外还有六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药王被改称为医王的情况少见。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敬奉所有这些神灵的庙宇都被称为“药王庙”，说明这些药王在民众心目中都具有消灾祛病、保佑百姓健康的神性。显然，各地信众是根据中国医药传统的特点——懂医必然懂药，将医药业祖师的本领加以神奇化。《史话》编著者是安国人，当然对于邳彤这位药王的来历有很多了解，所以书中的主要篇幅是写安国药王庙中的药王邳彤。正史载邳彤是汉光武帝刘秀的一员大将，并没有关于他行医的记载。事实上除了安国地方文献，在通行的文献中几乎也见不到邳彤和医药有什么关联。但是，《史话》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在安国搜集的民众历史记忆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我们理解地方社会如何创造、传承和利用药王邳彤的神话传说，安国药王庙会如何演变，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安国人尊奉邳彤为药王，是运用了本地历史的某些特殊荣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旧城南门外的邳彤墓和“皮场王”庙。皮场王，安国人认为是他们当地的“土神”（即地方独有的神），但其庙宇却与南宋临安的“皮场土地祠”有关系。宋人吴自牧所作《梦梁录》记临安有皮场庙，而且说原在“东京显仁坊”，“隋朝到杭，累加封号曰明灵昭惠慈佑王”，“其神乃古神农”。不过皮场王是否就是指神农，以及是否就是药王，从其他文献上来看仍有歧义，如清光绪二十七年编《祁州乡土志》写到：“考夷坚志、西湖游览志及俞樾丛书，皮场王姓张名森，相州汤阴人，生为疡医，有方书一册。绀珠闲录、燕翼贻谋录、汴京遗迹考文献通考皆以为皮场土地。”让人很难得出结论。但是乾隆二十年所修的《祁州志》避开了这些歧义，做出了关于本地皮场王和南宋临安皮场王出于一源的记载，写到咸淳六年度宗赵禥加封皮场王为“明灵昭惠显佑王”（与上文“明灵昭惠慈佑王”有一字之差）并制文，其中有“肇迹东京，显灵河北，厥贶甚大”之句。（杨见瑞，1987：4；李振清，1995：36）可是清乾隆朝距宋咸淳朝已有600多年，却没有其他文献可以旁证此事，故难免令人生疑。其出自附会的可能性极大。将邳彤塑造为药王，遇到一个最缺乏历史文献依据的难题：邳彤怎么会与医药发生了关系。但是在民众宗教实践的过程中，口头传统发挥了特殊的历史记忆作用，当地的传说故事将这位原本只是武将的生平给予重构，说他还是一位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医生。（见图2 安国药王庙内邳彤墓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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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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