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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谓的屯堡文化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始终坚守与汉民族礼治传统一脉相承的婚葬风俗、节庆活动等礼俗性文化；始终坚守有着中原、江南文化传承的“雅俗合一”的语言趣味，以及由山歌、花灯、地戏为主体的娱乐性文化；始终坚守多神敬仰、地方神崇拜、祖先崇拜为支撑的民间信仰，儒、释、道合一，而以儒家礼教为正统的实用宗教观，由此而构成的宗教性文化。这样的屯堡文化，是江淮汉文化与贵州山地文化的结合，它是最能反映屯堡人族群特征和身份标志的因素，反映了被边缘化的屯堡人借文化以自存的文化保护心态。它的主要功能是保持与汉族主流文化的认同，增强内在凝聚力，对抗外在歧视，在濡染中完成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屯堡文化不是自闭系统，而是一个有限开放的系统，它具有“吸纳——同化”、“选择——排异”、“抗变——复制”机制，实质上是一个通过自我调节与自我建构来实现自我平衡的亚稳定结构，这就是屯堡文化长期保持并承续的秘密所在。
四、地戏是屯堡文化产生过程中的“文化产品”，它是移民携带来的“形式碎片”，于一定的契机下，在本地组成，由“与乡村祭祀结合在一起的武打活动”、“与母源地有关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有驱魔纳吉之力的面具”、“作为内容粘合剂的民间唱书”等元素构成。它是一种成型于清代的继发性仪式剧，也是地区仪式剧，它承担整个社区彰显集体意识、为民众祈福消灾、进行道德历史教化和实现交际娱乐的功能。它是屯堡群族的标志性活动，构成了屯堡社区活动链的核心环节，既是公共资源，也创建了公共空间。同时又是屯堡文化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虚拟历史观上的一套国家至上，忠孝为本的民间意识形态。而突出忠的观念与强调国家意识，都反映了屯堡人的“正统国家武士”的身份认同。在乡民社会与虚幻的天皇玉帝之间多了一个想象的“国家权力”这个建构，这是普通农村所没有的特殊意识，也是地戏不同于其他民间戏曲的特点所在。
在对本书的主要内容，主要结论作了以上概述以后，我们还需要对本书所研究的屯堡文化的意义、价值，以及对今天的乡村文化重建的启示意义，作更深入的探讨。这是一大题目，我只能就想到的三个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讨论。
一、应该说，屯堡文化是一个极其丰富而复杂的载体，凝聚着多重关系：江淮汉文化与贵州山地文化；贵州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与不同时期的移民文化；民间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儒、释、道文化与民间宗教中的巫文化等等。这或许正是屯堡文化的特殊之处。而正是这种特殊决定了它的不可复制。屯堡文化是由特殊的人群(屯军，即“国家武士”及其后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命“正统”，而又在多方挤压下处于“边缘化”)，形成了特殊的心态、意识(“身在江湖，心在朝廷，推崇官方正统性，具有一种在野状态中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进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样的特殊文化，自有它的特殊价值，毋庸讳言，也自有其历史的局限。在这方面，本书的作者是清醒的，正像《结语》中所说，屯堡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群体生存本能。它有精神层面的虚假性和意识形态的陈腐性，如对君主的愚忠，对权力的臣服，对个性主义和自然天性的压抑，对等级制的推崇，等等”。这都会和现代生活、以及相应的现代观念形成冲突，屯堡文化也因此必然面临一个“现代性转化”的问题。犹如许多研究者都清楚的，在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冲击下，脱离了特殊历史情景和生存需要的屯堡文化，必将遭致消解的命运，这是大势所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已经发生和将要完成的文化转型中，以保守性和稳定性为特色的屯堡文化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这正是我十分感兴趣的。在我看来，目前许多农村地区出现的“空壳化”和乡村社会坍塌的现象，隐藏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生存之根”或生活家园的丧失。千百年来，中国的乡村社会都是维系整个社会治乱循环的最稳定的基盘，乡村不仅是对城市的涵养，而且是对城市的支撑，一旦乡村社会无法保持稳定，那就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出了大问题，面临大危险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面临“现代性转化”的屯堡文化，若能通过新的文化调整，文化增容和文化重组(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化重建)，或许对重建乡村社会的稳定，甚至对未来乡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都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因此，对于屯堡文化的保守性因素，在今天恐怕也还有一个价值重估的问题。首先，如本书作者所说，屯堡文化“精神层面的虚假性和意识形态的陈腐性”，“在现实中这些负面影响多为屯堡乡民务实的生活态度所消解”，“‘我们当年阔多了’只是一种叙事，生活中他们仍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铢缁必究，踏实谋生”。屯堡人虽然推崇儒家正统文化，但他们远离主流和中心，实际接受和发展了的，是“儒家文化早期的朴素活力和入世性，推崇勤恳、团结、互助的社区意识，表现出吃苦耐劳、不尚虚礼，很强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的特点”。不仅是儒家文化，佛教、道教文化经过屯堡人的本能性的选择和“创造性转化”，也成为他(她)们“以更从容、更平静的心态来面对生活，面向所有可能到来的幸与不幸”的精神资源。这一点，在屯堡妇女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妇女在屯堡社会和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与贡献，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可以大做文章的。本书作者发现：“妇女是屯堡族群中一个最稳定，也是最坚毅执著的群体”，特别是主持佛事的老年妇女，她们那“看惯了宠辱哀荣”，“举重若轻的气定神闲”的神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感到，多元混杂的，经过本土化、世俗化改造的民间宗教，在农民面对生活的艰辛，特别是社会动乱和自然灾难，依然保持社会和人心的稳定，提取精神力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屯堡文化所独具的“集体文化”，“作为弱势群体的自强型互助型文化”的特质。如前所述，在屯堡社区，有着强大的民间组织资源和社会动员力量，有以地戏为核心的极富生命力的民间文化资源，有成规模的礼俗性、娱乐性、宗教性民间活动的传统，更有公共资源共同占有、共同享用的平等观念，形成了有极强的族群认同的“集体有意识”，和超出一般农村社区的“对集体活动的热衷”，这都使得屯堡社区有一个相对活跃的公共空间，并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核心家庭与社区互补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固然与其军屯传统有关，自有其特殊性；但在我看来，这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当下乡村文化重建中，公共空间的营造，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如何在发挥民间组织，礼俗性、娱乐性、宗教性公共活动作用的基础上，引进一些现代性因素如农会组织、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等，进一步扩大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决策，加强自我利益和自我权利的保护，提高乡村自治的水平和效果等等，这些都是现代乡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乡村社会凝聚力的修复，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使农民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与创造力的问题。在这方面，屯堡的经验，包括它所建立的核心家庭与社区互补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是具有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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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2008-12-12 10:1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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