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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一出苹果园地铁，都被黑出租的司机拦了一道又一道：“打个车不？打个车吧！夏利10块！”语气近乎乞求。特特标出“夏利”，是因为在这一带，夏利已算“豪华”，至少是正经的出租用车（城里的夏利正在逐渐被淘汰，被“现代”所替代），而更多的是满眼的“吉利”。凑两万多人民币买辆“吉利”，从早晨6点就开始在地铁口“趴活儿”，直到深夜，等最后一班地铁的乘客散去才下决心收车，多少首钢的下岗职工就这样走上了再就业之路。我相信，凡凑钱买吉利的人都是打算靠出苦力挣血汗钱的人（“有本事”的人连“夏利”也不会买），但更多的人是“吉利”也买不起的。多少年前，苹果园就建成了首钢的模范工人新村，可如今的苹果园，到处是黑车（黑车不敢到城里去拉活儿，城里查得紧）到处是小贩。路边“趴活儿”的黑车多，固然因为这一带下岗的职工多，也因为这一带能打得起车的人少。
苹果园地区的黑出租之多也与石景山警察“治理不力”不无关系。石景山的警察并非不抓黑车，但他们罚款的任务似乎并不重，只要每天抓住、罚上一两辆黑车就可以完成上级下达的罚款数额。而且，开出罚单的警察一般会把罚单在自己手中压上一两天不上网登录，于是，被罚的司机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两天的时间赶紧找人“递话儿”，只要把话递到，警察就会把罚单销毁。所以能够“递话儿”是这一带当黑车司机的基本素质，不能“递话儿”你干脆就别开黑车。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更多的下岗职工宁可架个烤箱在地铁口烤羊肉串也不挣黑车的钱，不是不能，而是不能能。
但并不是其他地区的警察也像石景山的警察一样。一天，从国贸地铁站上车，碰上一名警察带着两名保安正把一个在地铁通道中卖花的农民压在地上，花已经撒了一地，那农民仍然一手抱紧怀里的花束，一手死死抓住地铁楼梯的栏杆，死活不去派出所。我想那农民尽管智商不高（从他的长相也能看出多少有些智障）也算久经沙场了。他一定知道进了派出所等待他的是什么，而只要在公共场合，警察和保安就不敢把他怎么样，他嘴里不停地咕哝着：“我没卖花！我没卖花！我不去派出所！”我真想走上前对那农民大声斥责两句（当然，我并没有真的斥责什么，就像身边走过的人流和行色匆匆的过客一样，毫不理睬这警察与农民上演的一幕）：这儿是你卖花的地方吗？尽管这儿的保安和你一样出身农民，但他如今已是身在异处，他会比城里人对你更狠，这样他才能维持好“国贸”地区的秩序，得到上级的青睐，在“国贸”这样的地方站住脚跟，你不能指望他对你宽大处理，他不是不能，而是不能能。
宗迪猜我在西山过着鸡鸣桑树颠，狗吠深巷中的野老生涯，不管猜得对也不对，却让我想起前些日子，为了抗议对动物的无情捕杀和拒食禽肉，曾故意买了一袋速冻鸡回家吃。但同时也就糊涂了：为了抗议对动物的虐杀，我们所保护和争取的竟然是动物“被吃”的权利。难道世界已经荒唐到如此地步了吗？我不明白，当禽流感袭来时，我们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为什么都隐身不见了？我们的环保主义者也都不知到那里去了？也许他们曾经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但被我们的媒体阻挡在视线、声波之外。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发出声音，因为，所谓环保，所谓绿党，都还是以人为本，以人划线，以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人的利益为利益，不是不能，而是不能能。
然而，这“不能能”的所有的荒唐却是警醒我们民俗学、民间文学大地的震动。海德格尔说过，哲学起源于对世界竟然存在的震惊。“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我在一篇即将完稿的文章中写到：民俗学也起源于震惊之情，推而广之，任何学科都起源于震惊之情。几千年来，民众就一直存在着，但是直到五四这一天，中国民俗学的先驱们突然发现：民众竟然存在着，竟然有民众存在，而在此之前，我们竟然忽略了民众竟然存在这回事。于是才有了中国民俗学的诞生，有了中国民俗学的百年历程。但今天，我们已经遗忘了先驱者当年的震惊之情，我们对“不能能”的荒唐已失去了感觉，因为方法的训练已经使我们失去了对“对象”的震惊而只会漠然视之。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学术的方法本来不能使‘不能能’者重新‘能’却胆大妄为地声称能使‘不能能’者重新‘能’，那么，我将对方法实施最猛烈的攻击！”
康德早就为科学与道德划清了界线，可我们就是不听康德的劝告，硬要用纯粹理性解决实践理性的问题，还美其名曰“知行合一”，结果造成知识的越界。五四以来，中国学者的知识生产曾生产出了多少“指导”过社会实践的观念产品（关于“迷信”的观念知识就是其中之一）普及于全社会，有鉴于此，如今我们才对知识生产、观念生产的前提不能不加以追问，这是中国百年民俗学的历史教训。
谨以此帖献给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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