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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
任双霞所举的几个例子都很经典，执着于不同范式的人，都能从这些例子中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就具体问题做具体解答。
鸭子可以有这样几种数法：
1．站在鸭子堆里数，或者是站在边上数。但是，不能像毕飞宇那样混沌一团地数，而是要学会把复杂事物简单化，然后再从理论上将简单还原为复杂。比如，把鸭子进行简单分类：白鸭子、黑鸭子、灰鸭子、花鸭子、麻鸭子。然后，分别数。当你在数白鸭子的时候，你心里得对自己的工作边界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即使有一个花鸭子飞起来啄你的手指头，你也别去数它（也就是任双霞所谓的“剥离和摒弃其他要素”）。最后，把不同花色的鸭子数相加。这是自然观察法。
2．早上放鸭子出栅的时候，把栅门弄窄，让鸭子不能一窝蜂地往外跑，只能一个一个排着队出栅，这样，你就一个一个地数。或者，你控制着栅门，先放10个（任双霞所谓的“只是抽取某些你想要的要素”），再放10个，看放了多少次。再比如，喂鸭子的时候，人为地把食物分成若干堆，一堆放这，一堆放那，于是，一部分鸭子跑这边，一部分鸭子跑那边，你就分开数。这样，确实人为地干预了鸭子的部分生活，但并不象宗迪说的，就影响了鸭蛋的产量。这是实验观察法。
3．去拿个相机来，给鸭子们拍个全家福，然后，你对着照片一个一个地数。这是模型实验观察法。
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只要你想了解鸭子的数量，你就得走入鸭子的地盘，只要你走入鸭子的地盘，你就已经惊动了鸭子。也就是说，只要你来到田野，你就必然扰动了田野原有的“场”。这个时候，请问你是数完就走呢？还是像宗迪那样，准备留下来跟它们过一辈子。你认为是走开了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大呢？还是一辈子跟着对它们的生活影响大？
科学的田野远不是数鸭子这么简单。但是，我们是否因为现象的混沌而放弃对于现象的了解呢？
就鸭子问题来说，数还是不数？宗迪说：不数。我则说：数。
怎么数？我认为，怎么好数怎么数，视具体情况而定。即使我不能一次数完所有的鸭子，我起码可以先数完白鸭子，或者黑鸭子。即使我数得不精确，我也能数个大致的接近。总比混沌无知的好。
【任双霞】
数鸭子的问题其实是个田野的技术问题，施爱东一口气给出了自然观察法、实验观察法、模型实验观察法等三种方法，在田野中都是有效的方法。
第一种是我通常的首选，因其简单易行，我可以从容地以他者的身份去记录我看到的鸭子；第二种是比较纯粹的“实验场”方式，我不确信自己有能力操控它，或许高手可以。如果鸭主人和鸭子同在田野的“场”中，那么调查者实际上进入了这个场，也就是进入了鸭子的生活，暗合刘宗迪“田野是生活本身”之意；如果它们在不同的层次，那么控制栅栏门、分食物都是鸭子视野中的“大传统”、来自鸭主人的统治权威，有强烈的干预嫌疑。至于模型实验观察法，的确是种很好的方法，可是呈现状态比较直观，可是它本身不是答案。很多人倾向于把模型拿出来说事儿，数鸭子的问题上就会有一张全家福照片替代深入精微分析、给出尽量精确数字的可能，这样的论文我还真见过不少。模型本身也有问题，有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细节容易流失。
所以，在技术问题上，“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如果没有一只猫全知全能，为了逮老鼠，我愿意同时养好几只会逮不同型号老鼠的猫。施爱东的“怎么好数怎么数”，说得好。
【祝秀丽】
各位枪来剑往，看得好眼花。科学的哲学与科学的伦理之争辨，让我想起《楚门的世界》。我想，对弈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珍爱这民俗学的“楚门”，令人心动。怎样既能观察到真实的世界，又能对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呢？问题在于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作了什么。对我个人而言，赞同吕微所言，既有学者的实验自由，又不失学者的伦理责任，是比较完美的。但是很难真正做到这一点，它从来都是双刃剑，因为研究的对象是最能牵动我们思绪的物类。最头疼的是，当我们提起这把剑的时候，就意味着伤人或伤己，直到像《卧虎藏龙》中李慕白那样，要么远离江湖，荡舟乡野，要么灵魂会化作漂泊的野鬼，陪伴在心爱的人身边。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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