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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宗迪（1963- ），男，山东即墨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施爱东（1968- ），男，江西省信丰县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讲师。北京，100732。
吕微（1952- ），男，山东莱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陈建宪（1954- ），男，湖北省麻城市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神话、民俗学。武汉，430079。
【编者按】
1923年2月，中国文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论战缘起于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张在演说中对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力主划清科学与人生观的界限，着力提倡宋明理学。这一观点受到了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的批评。
西方世界则将这种观念分歧称作“斯诺命题”。1952年，经济学家哈耶克（F. A.Hayek）《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出版，率先在西方文化界掀起了对于科学的反动。几年之后，物理学家斯诺（C. P. Snow）在剑桥大学做了题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演讲，认为科学所应得到的尊崇和重视还远远不够。后来，人们就把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这种对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的互相对立现象称为斯诺命题。
在一贯波澜不惊的民俗学圈内，也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文与科学的论战。最近“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关于“田野是什么”的论争，无疑可以看作是斯诺命题在民俗学界的一次强势回应，其中涉及到许多关于人文学科的学术伦理与科学哲学的问题，对于我们清理民俗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的学术思路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有意思的是，这场论争并不发生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而是发生于人文学科内部之间的学术分歧。论争发起者施爱东和刘宗迪，都是原本出身于自然学科，后来从事于人文学科的青年学者。论争吸引了许多民俗学同人的积极关注，并激发了热烈的讨论兴趣。以下为论争双方的前期论辩整理稿。
【施爱东】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第一届网络会议上，我对原来发表在《民俗研究》上的“告别田野”一说进行了补充和修正，针对“我们向田野索要什么”的问题，提出了“田野是实验场”的观点，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没有本质区别，自然科学可以有实验室，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可以有实验场，这个实验场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田野”。
刘宗迪当即表示了“严重反对”，反问“这不是对田野的强暴是什么？”刘宗迪和吕微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田野是我们生活本身”的观点。
我不认为“田野是我们生活本身”，我坚持认为一个纯粹的理论工作者不必过分地追求人文关怀。研究者在他的田野工作中，应该尽量避免感情因素的介入。
实验方法是近现代科学最伟大的传统。科学哲学家根据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一般把实验方法分成自然观察、实验观察和模型实验观察三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田野考察”，在上述分类体系中，即可视为“自然观察”。
传统民俗学在经验认知层面上，实际上只涉及了实验方法中的一个部分，即自然观察。我们的经验认知不仅应该坚持自然观察的旁观者角色，更应尝试发展实验观察与模型实验观察两种方法。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我尝试进行了故事传播与记忆的两次实验，并将实验结果与分析写成《故事传播实验的报告与分析》（载《民俗研究》）及《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故事记忆的重复再现实验及其数据分析》（载《民间文化论坛》），这两篇论文再次遭到宗迪的强烈反弹。
这里先将我和宗迪的分歧背景做一简单回顾，以抛砖引玉。
【陈建宪】
学术研究诸要素中，田野属于研究对象。但对研究对象的观察与思考出自研究者，因此研究者本身的目的、方法及学术素养，也需要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历史，既包括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史，也包括研究者的心路史。就此来说，从学术工作的角度来看，田野只是诸要素之一，尽管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对研究者来说，田野不是生活本身。因为生活无所不包，而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实际上，研究者眼中的田野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正如一切历史都不是历史本身，而只是修史者的主观构拟史一样。
但田野也不是实验室。自然科学的实验条件是根据实验目的而主观设定的，但田野却不能由我们主观设定。田野是客观的，一旦我们对田野作主观设定，田野就是伪田野了。
【施爱东】
“田野不能由我们主观设定”？我不这么认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自然观察是发生于自然状态下的、不干预自然的一种观察方法，这是民俗学界传统的田野观念。事实上，干预自然正是科学发现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举一个例子，史禄国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提到，他的调查不是单纯被动的观察，有时他也通过实验来对人群进行测试。比如说，兴安通古斯人的集团特性与周边族群有着较大的差异，史氏认为这个族群自大而又崇尚强权，为了证实这一看法，他在这个集团中工作了两个月，对于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态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通古斯人中我成功地找到了一个人，我使他确信我的意志，我对萨满教及其做法的知识都比他优越，在这以后他尽力赞同我。”[1]
我有位朋友反复在某地进行故事传播的考察，苦于无法理清故事的传播线索与变异特征。我曾建议他做一个实验，某次离开该村之前，向某位故事家讲述一个有趣而陌生的故事，等下一轮调查时，看这个故事变异成怎样，同时，一一回溯追踪，也许能有新的收获。所以，我认为，实验干预不仅不是不可能，而且有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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