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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天，我们在“四渡赤水”的始发站贵州土城镇进行了一次红色调查。土城老街并不长，上街下街加起来不足两千米。但是，老街的红色故事却可以分出若干个传播圈，每一个传播圈都会有一二个具有代表性的权威讲述者。
起初，调查是随机的，不论男女老少，我们逮着就问，关键是看谁闲着。可是我们很快发现，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正在兴建的“新四渡赤水纪念馆”边上，有个桌球室坐着许多民工，我凑上前去，问些关于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几个民工你指我我指你，推来推去，最后把故事权交给了一个工头模样的中年人。那人挠挠头，正准备讲点什么，边上一个本地老太太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知道的，他们是外地人，我们本地人才知道。”她这么一说，那些民工就更不好开口了，个个都尴尬地推说不知道。我只好转头请老太太讲，结果她说：“我也说不清楚。”她向下街方向指指：“那边有几个老人知道很多。”
我们只好往前走。在一个干净的檐阶上坐着一排老太太，看样子个个都有七八十岁。我开口一问，几个老太太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指着边上一户人家说：“找那个曾志禄，他知道很多。”
曾志禄74岁（2007年计，下同）。史书记载第一批红军队伍于1935年1月24日开进土城，距离我们的调查时间是72年。按理，曾志禄当时应该是2岁，可老人坚称他刚满月时，红军就到了土城。老人用很肯定的语气讲了许多红军的琐事，当然，他承认这些都是红军走后，听父亲讲述的。
我们的访谈刚刚开始，边上就围上了许多旁听者，个个屏声息气坐在边上。边上一位叫罗应乾（55岁）的老人有时会趁着曾志禄讲话的间歇插进话来，但每次插话时，都以“听我爷爷讲”起头。在曾志禄面前，罗应乾的讲述显得很不自信。曾志禄会随时打断罗应乾，对他的讲述做些补充或纠正，而每当曾志禄一开口，罗应乾就会主动沉默，迅速交出故事权。曾志禄无疑是下街传播圈的权威讲述者。
但是，曾志禄的权威仅仅局限于下街，上街有上街的权威，上街的老人们对曾志禄的故事颇不以为然。
我们在上街一家门前见到一位叫陈仕荣的老人（87岁），老人很乐意向我们讲述红军的故事。慢慢地边上聚了一些看热闹的人，其中另一个穿戴整洁的老头不断地插话打断陈仕荣的叙述。陈仕荣本来有问必答，自从被这个老头打断几次之后，就变得吞吞吐吐。我只好转头请那个插话的老头聊一聊。插话的老头叫罗明先（82），他很得意从陈仕荣那里夺过了故事权，为了强调自己的故事权威，特别告诉我们“红军来的时候，他（陈仕荣）不在土城”。
罗明先把我们带到了土城老年协会的楼下，他女儿开的一间茶馆中。老人对青杠坡战斗的叙述非常生动清晰，如同亲临其境，而这些纯粹的军事行动，恰恰是土城百姓未能亲历的事件。罗明先甚至还承认，战斗结束后，曾有许多大胆的年轻人到青杠坡挖子弹壳，他那时还小，不敢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罗明先一边说话，一边不断地扭头朝边上看，到后来干脆主动把故事权交给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这个老人叫郑少成（88），是个老船工，曾给红军搭过浮桥，当年16岁。
我们在土城已经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旦有一位更权威的发言人站在边上，正在发言的人就会变得谨慎而且不自信。郑少成往边上一站，罗明先的故事就不再流畅而生动了，有时还会加上“我听说”作为前缀。我们只好请郑少成坐下聊，郑少成不愿当众讲述红军故事，坚持要另约时间单独谈。
土城老年协会设在罗明先女儿茶馆的楼上，这里固定地有三五个70多岁的退休老人，我三天前来这里时，他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抢着话头，不断地互相补充和插话，常常让我不知道该把倾听的目光转向哪位老人，他们互相抢着话头，恰恰说明他们之间的故事权力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这天郑少成来了，均衡被打破了，办公室几个老人全都插不上话，一个个退出了办公室。很显然，郑少成是土城老年协会这一传播圈的权威讲述者。
郑少成是个文盲，曾给一渡赤水的红军搭过浮桥。他带来一份盖着三个基层组织大红公章的《1935年父子援红军》复印材料，其中提到：“1935年1月28日，红军命令我们18只（我家两只）木船船工和红军一起搭土城街后第降滩浮桥（参加搭浮桥的有我三个兄弟在内）。从当日早上5点钟紧张开始，扛门板、扛原木、拿绳索，忙个不休，于当日晚12点钟完全搭好浮桥。”红军过桥以后，“又命我家父导路”。郑少成家庭生活困难，这份材料旨在求得政府给予一定的生活照顾。
后来我曾为郑少秋的补助问题联系过土城镇领导，他们都很惊讶，说从未看到过郑少成的这份材料，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活着的当事人，他们只知道一个叫钟华青的老船工曾经参与搭建浮桥，所以推荐我访问钟华青。
钟华青（93岁）比郑少成幸运多了。因为受到政府挖掘和重视，据说常常大会小会被请去当嘉宾，专门讲述红军过土城的故事。钟华青显然比郑少成更懂得争取官方认可，叙事中不断强调自己曾经见过毛主席。
几乎所有老人都说当时兵荒马乱，根本不知道谁是谁，直到解放后北京派人来回访时，才知道毛主席来过土城。只有钟华青声称自己和毛主席吃过饭，毛主席还握着他的手说：“叫我同志，不要叫毛主席。”我马上问道：“毛主席当时多大岁数的样子？”钟华青想了想，说：“毛主席是一个大汉，穿一件蓝大衣。”我料他一时算不出毛主席的年龄，于是再问，他又说：“毛主席扎一根腰带，这里（他摸摸自己胸口处）别着一支枪，手枪。”我第三次问：“你记得毛主席多大岁数的样子？”这次他干脆不理我，王顾左右而言他。
离开钟家，习水县红色旅游办公室的陈云坤很疑惑地说，他第一次见钟华青时，钟华青明确说自己没见过毛主席，近一两年又说自己见过一个大汉，可能是毛主席，今天怎么就和毛主席吃过饭了？
很显然，钟华青的故事一直在试图向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官方叙述靠拢，因而与其他老人的故事差距比较大。也许，不断地接受和习得新的官方话语，不自觉地增添或更改一些细节，主动地按照他所理解的主流话语来重新建构一些新的、更有“意义”的细节，是为了稳固自己在官方话语中的地位吧。
在土城，至少有三个明显的故事传播圈：以曾志禄为代表的下街传播圈，以郑少成为代表的老年协会传播圈，以陈云坤、钟华青为代表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传播圈。每个传播圈内的故事都曾在传播过程中经历过多次的交流、协商与碰撞，这种交流和碰撞就像一个故事擂台，大家经过较量，大致地明确了一两个故事权威，取得了大致相同的认识。但在这一传播圈与那一传播圈之间，却没有充分的交流，因而可重合的知识也就相对少得多。
每一种权威叙述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当它越出这一范围的时候，其权威性也就不复存在。郑少成与钟华青都是老船工，但因为两者不从属于同一传播圈，因而其故事差异比较大，而在郑少成与罗明先之间，尽管两人身世殊异，但都是从属于老年协会传播圈，因而其故事差异比较小。陈云坤尽管只有37岁，可他是个读书人，知道的事都是“书上写的”，自然也就成了纪念馆传播圈的故事权威，不仅纪念馆的解说员们信他，连钟华青的故事也在试图向他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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