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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军菩萨”的故事，有许多大同小异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1935年1月，红军来到遵义时，一位家住松木岭的农民来到中央红军驻地，请求红军给他父亲看病，红军派了一名卫生员去他家。经卫生员医治，老人的病情迅速好转，消息传出，四面八方的村民都来找红军看病，村民越聚越多。当红军卫生员急忙赶回部队的时候，部队已经离开驻地，结果，红军卫生员在桑木桠村遭到地主武装伏击，英勇牺牲了。当地群众非常难过，就把他安葬在路边的松树林里，由于不知道姓名，只在墓碑上刻了“红军坟”三个字。
红军坟建好后，附近的群众三三两两以古老传统的方式前来上香烧纸，后来，红军卫生员治病救人的事迹不胫而走，越传越神，人们传说他本是神医，用的是神药，红军坟会显灵，拜后不仅病症全无，还能消灾避难，甚至能庇佑地方、惩治恶人。国民党地方官员知道后，几次要挖坟墓，当地村民认为这是冒犯神灵，坚决予以抵制。
1953年，遵义市修建红军烈士陵园，决定将传说中的桑木桠红军坟迁入陵园。由于不知道这位红军卫生员的真实身份，人们想当然地把卫生员当作一位女性，便铸了一尊女红军卫生员的铜像放在墓前。
1995年，原红三军团十三团军医钟有煌致函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提出他对红军坟里是女卫生员的质疑，并介绍了红十三团最后撤离遵义时二营卫生员龙思泉为农民看病而没归队的情况，要求遵义党史部门深入调查，弄清究竟，以慰先烈。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调查人员经过多方查找，“找到了当年参加埋葬这位红军遗体的两位农民，证明这位红军是男的，而不是女的。埋葬红军遗体的带头人就是红十三团二营营部驻地的房东刘大伯，他认识这位红军就是住在他家的红军卫生员。由此可以确认这位红军就是为农民治病后下落不明的二营卫生员龙思泉。”但是，红军坟的主人公在民众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已经根深蒂固，而且被尊为“红军菩萨”，具有了超越历史真相的神圣性。
根据官方文献统计，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同志总共只有30人，没有一个是医生或卫生员。但在各地流传的红军卫生员故事中，还是无一例外地把红军卫生员塑造成一位美丽善良的女性。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关乎历史真相的问题，口头传统在其流变过程中，会自然地朝着有利于表达普通民众感情的倾向发展。从故事主人公的角色构成上看，女性主人公的美丽、善良，以及她的牺牲精神显然更有助于加强故事的感人魅力和悲剧力量。
我们很难确认赵文彬《红军草的传说》到底源自于口口相传还是个人创作。民间记忆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记忆，能沉淀的只是一种大致的价值判断，而记忆的细节是不可靠的。赵德通说解放菜是1935年后才有的，郑少成则说是1949年后才有的；赵德通说只青杠坡有解放菜，郑少成则说到处都有；老区长王利华把红军卫生员记成了姓“周”；解说员李宛儒把遵义的“桑木桠”记成了习水的“桑木镇”；而遵义市全体民众的集体记忆居然把一个男性战士记成了一个女性菩萨。如此，赵文彬把解放菜记忆成了红军草，并把它与红军卫生员的故事杂糅到一起，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北青网 - 北京青年报：(08/04/14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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