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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事件是多方博弈的综合实在，而叙述永远只能是线性的，所以，现实事件一旦到了史家笔下，都得走点样。我们把合乎主流意识的走样叫做“正史”，把合乎市井口味的走样叫做“野史”。手上这本《野史记》，是《南方周末》“夕花朝拾”专栏文章的合集，自然是以市井口味为主的。作者高芾给该书取了个副标题“传说中的近代中国”，野史一向传说靠拢，就更加戏剧化了。
戏剧化的历史好看，也更可信。平淡无奇的事，经了文学笔法的渲染，就变得妙趣横生；刀光剑影的事，经了旁观者的戏说，就变得滑稽可爱。正襟危坐的历史书写者们已经严重地败坏了我们对于历史的口味。既然反正是没有了纯粹真实的历史，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相信那些更生动有趣，既合乎我们的历史想象，又富于传奇色彩的野史传说呢？
“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是戏剧化了的近代中国。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戏剧化的事件大都是些没有现实意义的“冷知识”，事实上，知识的意义并不是由知识本身所呈现的，而是由叙述者的思想和语言所赋予的。比如我们过去所知的学生运动只是集体的、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的，但在高芾笔下，一个个当事人的思想的矛盾和彷徨被真切细腻地摊开了，恰如同学少年煮酒喧歌，声音并非朝着同一方向。如果此时再加上一个理性的对话者，你还将听到另一种声音：当自由被学生们滥用的时候，自由也走向了它的反面，就连好脾气的蔡元培也被气得摇着两只拳头，对着示威的学生们大喊：“你们这班懦夫！”高芾不断地变换着聚光灯的方向，把它打在历史的左面、右面、背面、里面，顺着高芾的指头，冷知识被一种“温热的感触”慢慢地融化着。
戏剧化的叙事为什么总是受欢迎？因为它关乎到了每一个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历史事件总是冰冷无情的，多与我们遥不相关，而事件主人公的性格与命运却与我们息息相通。我们看正史时，多少有点隔岸观火的味道，而看《野史记》，却时时巧遇着一些能激动我们心灵的、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高芾历史叙述中“人”的浮出，使得我们的阅读变得像解代数习题一样，很容易就能把自己作为一个未知数代入到那段扑朔迷离的乱世纷争之中，或为当事人，或为旁观者，不断变幻我们的身世、革新我们的命运，经历一段段有惊无险的想象之旅。于是，我们获得了一种意淫式阅读的快感。
《野史记》的写作手法也很值一夸。有网友表扬高芾“把枯燥的历史化成了东北二人转”。这句话说得很精到，一个角的戏是呆板凝滞的，得有几个角转一转，才能活色生香起来。有了多样的角色，就能制造出更多样的命运对话，写出动感和冲突。所谓顾盼流转，盎然生气全落在一个“转”上。《野史记》的许多转法中，起码有两种转法应该专门提一提。
一是故事与故事转。以《那个逃席的人》为例，阮元多少有点下作的逃席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两者相去百几十年，除了都曾发生在一个叫松筠庵的地方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内在勾连，但是，高芾把两则故事的主角外推到了岭南，学海堂，一下就把两则故事给焊上了，于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单调的故事转了起来，“一只蝴蝶拍打着翅膀离开了松筠庵（逃席），千万只蝴蝶挤挤拥拥地又回到了这里（聚义）。”
二是作者与读者转。当有些角色不便出场的时候，高芾就自己跳出来，对着读者转。高芾向你介绍了《东安市场的一次车祸》，卖个关子，这种普通车祸报道应该放在报纸的哪个版？社会新闻？高芾再告诉你，受害者是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而汽车的主人却是有卖国嫌疑的政客章宗祥，你又如何对待这一新闻？政治新闻？你别急，高芾还有话说，事故为什么发生在东安市场，背后还有一出充满喜剧效果的桃色赌赛，可惜的只是喜剧变成了悲剧。悲剧悲成怎样？你还是别急，高芾最后将告诉你，这其实是一则塞翁失马的爱情故事。一则娱乐消息！
“二人转”写作方式之所以能够转得起来，全靠了作者知识库的存贮量，在这点上，高芾颇可形容为一台高配置的超强电脑，故事与故事转得起来靠的是硬盘大，作者与读者转得起来靠的是内存大。不容易。
高芾从他的大存贮中精心挑选了一批读者相对比较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样，大家有了一些共同的知识背景，就多了些许默契，作者可以省出许多笔墨，把更多的关切注入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之中。傅斯年一出场，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大胖子，彼此不必过多寒暄，大家马上就可以结伴去游行、去办报，回来的路上，被汽车溅了一脚泥水，傅大胖子暴跳如雷：“凡是坐汽车的都应该枪毙！”于是，你想起他曾经对蔡元培说过的那句著名的醉话：“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忍不住会心大笑。
一篇文章，既要有思想，又要好看，很难写的，一百篇耐看的文章就更难了。《野史记》当然好看，也有许多精到的妙论，只是各花入各眼，要想人人认为篇篇好，那是决无可能之事。有两篇“五四”文章我就不大喜欢，高芾生怕别人信不过他，翻来覆去地大掉书袋，这就不是“传说”的写法了。算了，个别鸡蛋里的小骨头，就不拿来为难他了。
高芾著《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本文原刊于《新闻晨报》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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