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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义先生统计，从1904年林传甲写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算起，至今中国人写的文学史已经不下1600部。这些文学史当然在传道授业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基本上是“同一思路，各自表述”，也即以汉族文学发展史为主线，以著名作家著名作品为重点，进行历时描述与评价。
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不断有学者倡议重写文学史。许多年过去了，重写的文学史也不少，但大多只是从文学观念上着手，对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进行一番重新估价。杨义则另辟蹊径，试图用“大文学观”来考察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文学本质及其总体特征，从方法论上着手，进行更彻底的革命，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打开一条新的通道。他一面从方法论上思考着这场革命，一面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于是，既有了《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三联书店，2006），又有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大文学观”是相对于“纯文学观”而提出的，如果说纯文学观是对文学文本的考察，那么，大文学观则增加了对于文本语境的考察。杨义指出的文学语境是多方面的，如少数民族文化对于汉民族文学的影响、地方风俗与民间信仰对于文学写作的影响、家族集团对于文学写作的影响、作家游历与见闻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等等，杨义发现，这些曾经被文学史忽视的文学语境统归在一起，归根结底都是空间问题，于是提出，在文学史研究的时间维度上，必须增加一个空间维度。为了区别以往的文学史写作，杨义使用了“文学地图”这一全新的概念。“地图”指代了一个特定时间段内，一系列流动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文学行为与文学影响。
旧文学史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中国文学史主要是汉民族文学史，文学观念的变化与文学形式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杨义的问题则更深一层，他提出的问题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体系又是什么？杨义认为，诸多要素的发生、成长、碰撞、交流、移位、重构，都是中国文学生命活力的源泉，而其中最值得重新估量的，莫过于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民间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
中国文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早就为许多学者所零星论及，但一直没有受到学术主流的关注。杨义因为身兼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与民族文学所两所所长的关系，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熟悉少数民族的文学形态，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不同民族文学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更加宏阔的视野和更加全面的知识结构，激发了他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的更深刻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作为重要的、有机的精神文化领域，在过去的主流文学史话语中，只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学形态。但正是这种边缘文化，它们丰富多元，千变万化，总是处在不稳定的流动状态，因而极具活力，能够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的生机，成为文学发展的主动力。擅长生产学术概念的杨义将之命名为“边缘的活力”。
杨义举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案例来支持他的观点。比如，《莺莺传》如何变身为《西厢记》？我们都知道，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始乱终弃，是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认可的。到有宋一代，尽管有许多文人对莺莺表示了同情，但是，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年代，婚前性行为的女子依然不能得到主流社会的原谅。“有情人皆成眷属”的故事不可能从儒家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那么，《西厢记》又是如何诞生的呢？杨义认为，这与女真族和蒙古人先后入主中原有关系，尤其是蒙古人进来之后，社会文化价值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剧烈震荡，新的伦理制度和两性风俗为崔张爱情故事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只有在少数民族风俗标准下，崔莺莺和张生之间的爱情，包括婚前越轨行为，才能超越礼教的审判，返回自然人性，在另一种伦理上享有合法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充满活力的边缘文化的影响，才能化陈腐的《莺莺传》为神奇的《西厢记》，为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民间文学亦如此，这一活力源泉不仅在形式上为作家文学所借鉴，还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叙述。比如“霸王别姬”一幕，项羽自杀了，虞姬自杀了，江东弟子全部阵亡了，霸王和虞姬的故事是怎么让太史公知道的？难道刘邦在项羽中军帐中安了窃听器？当然不是。它的原始形态只能是当地的父老乡亲向太史公讲述的一个故事，一种口传的民间文学。杨义感叹说，“中国最好的一本史书的最好的一篇的最好一个章节竟然是民间文学，可见口传的历史在我们历史的出产中占了多大的位置。口头的传说介入历史的写作，竟然碰撞出照耀千古的光芒，使我们感觉到人类的心智在民间智慧中激活的巨大的可能性，感觉到口传文学竟然蕴藏着事关文化本体论的文化哲学。”
杨义力主“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层面的文学资源容纳进来，放大视野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来拥抱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生动活泼的文化过程。”这一文化过程显然不仅仅表现为作家作品。杨义举了刘三姐做例子。
据说刘三姐是唐代的一个女子，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开始有她的传说了。无论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历代关于刘三姐的传说，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而以刘三姐的名义所生产的歌诗形式，更是广泛流行于中国西南一带。刘三姐作为一个重要的民间文学现象，不仅沟通了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学，也沟通了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所以杨义认为，“文学史写上刘三姐，比起翻来覆去地写一些二三流的汉语诗人更重要，更带有本质的意义。”把刘三姐写进大文学史，正如当年严家炎把金庸引入大学讲堂一样，本身就是一次静悄悄的学术革命。
杨义熔铸了文学领域的各种知识生产，把它们加以提炼、升华，以他巨大的学术影响力，用更生动更有力的知识话语，正逐渐使这些原本“边缘”的文学形态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事实上，“文学地图”已经作为关键词大量出现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边缘的活力”也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话语。
杨义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本文原刊于《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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