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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说，许多秘密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会公布给人类瞧的。老鼠嫁女起于何时？缘于何事？大概也是藏在上帝柜子里的秘密之一。许多民俗事象本来缘于理性的诉求，可是，民俗的实际功能与民俗的自我表达是两回事，《荀子》说：“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某种风俗的形成，可能是一些“圣人”或“君子”发明的、有现实社会功能的，只有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们不能把这些真实的目的说出来。在古代乡土社会，话若说得太实在，就没有神秘感和权威性，难以使百姓崇信和传播，相反，只有借助鬼神、神化其事，才能获取更大的阐释空间和生发余地，使百姓“以成俗”。
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一书，也许是中国大陆最早以“风水”作为研究专题的博士论文。
长期以来，风水在大陆学术界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禁忌源自我们对于风水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来说明风水建设对于社会资源的浪费，以及它的“反科学”面目，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风水是非理性、非科学的，是需要破除的迷信、陋俗，因而也是无价值的。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以“科学”作为标准来判断对象的学术价值。
于是，许多急于为风水正名的学者为了替风水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依据，想方设法把风水纳入到科学范畴之中加以阐释，或者认为风水是强调人居和谐的生态学，或者认为风水是一种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等等。但是，证明了风水中含有“科学因素”并不证明风水就是科学，正如看到水中有鱼并不证明水就是鱼。风水一旦被贴上了具体科学的门类标签，风水就成了这一科学门类的附属品，成了学者们抢夺话语权力的文化资源，而风水本身，却被学者们的科学概念给阉割得面目全非。
风水显然不是科学。
风水研究合法性的问题在于，有必要将风水跟科学挂上钩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迂回地提一个这样的问题：神话是科学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那为什么神话不是科学却可以研究，而风水不是科学却不能研究呢？因为神话的合法性地位来自于西方话语。为什么西方把神话当成学科对象，却没有把风水当成学科对象呢？因为西方没有风水。用陈进国的话说，风水习俗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文化系统和民众的生活方式”。那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文化系统和生活方式就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呢？因为我们没有“自信”，只有“他信”。说到底，我们的学术还是活在西方话语的指挥棒下。西方有的，我们也要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不能有。
但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风水习俗在中国民间社会传播了上千年，风水观念存在着广泛的民间信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理解风水，就无法理解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
风水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社会群体习惯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之所以为群体所遵守，是因为每一项民俗事象都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功能链中的一个环节，起着维护群体生活和谐运转与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陈进国认为，风水的研究必须放在“文化·社会·人”这样一个三维的关系系统中、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进行综合考察，“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或社会结构来讨论或批判风水文化的实质及其合理存在的原因，无疑要冒着太大的风险。”（P693）所以，陈进国“一年之中倒有半年游走于各地。走街串巷，翻山越岭；身如转蓬，漂泊不定。”（陈支平序）扎实的田野工作让陈进国不仅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研究主张，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属于秘密仪式的第一手田野资料，深刻地揭秘了民间仪式专门家的神秘工作。
陈进国既关注到了风水知识与地方社会、家族建设、士绅利益之间的互惠关系，也关注了风水与各种事生事死的仪式表演之间的依存关系，还关注到风水师作为仪式专门家的创造性活动，陈进国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些关系一一给出了自己精到而有趣的解释。
从观念层面看，风水信仰具有超强的吸附能力。大凡各种民间信仰习俗，诸如石敢当、买地券、符咒术、算命签、竖造、乩占等等，都被吸纳到了风水信仰当中，它们交融组成了一套精致的文化象征系统，“以规避自然界中的各种‘异己’、‘克己’的力量，并范导各种‘利己’、‘顺己’的力量，从而确立一种臆想中的合理化的时空秩序和生命秩序，以消解个人生活中的边缘情境。”（P691）风水在乡土中国的民间信仰界扮演了一个“箭垛式英雄”的角色。
从应用的层面看，无论是家庭、族群、士绅还是职业的风水先生，都在围绕风水进行经济博弈，试图利用风水这一“文化幽灵”来达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同时，有良知的士绅也可能借助风水的权威话语以推行公益事务，“以便民举利，使民有盖藏、人争趋善。”（P560）比如陈进国发现，木兰溪的筑陂活动中，乡绅就借助了“兴文运”的风水概念，为这一水利工程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观念支持。
陈进国通过大量的田野个案说明：具体时空中的风水阐释正如重构的历史一样，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以‘乡族’为联系纽带的乡土社会中，‘义’字往往只是一种带有刚性的虚构性质和表演成分的集体表象，而‘利’字才柔性而又真实地书写着士绅的灵魂，是士绅灵活地评判风水利弊的潜在准则。”（P589）陈进国使用了“操弄”一词来描述乡村精英阶层的风水实践：“如何在或公或私的风水操弄中理性地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构成一切信仰心态的基础。在这方面，掌握着知识的士绅远比识字甚少的普通民众有过之而无不及。”（P589）
我们知道，任何文化都是特定功能的产物，因而本质上都具有理性的逻辑内核，它体现了诉求群体的精英思想，因而只能由群体中的精英分子所发明和赋予解释。民俗文化的功能总是趋于维持这一传承群体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否则，它就不可能长期发生作用。但是，作为个体的民，其当下的诉求却往往是偏于感性的、自私自利的。精英意志若要通过强制的手段贯彻到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当中，无疑将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甚至可能失败；而选择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与个体进行协商，则有可能将社会成本降至最低。但是，如果以为精英意志能够借助于理性的话语（也即所谓“大道理”）而与个体的非理性诉求在平等的对话中达成一致，这在无知识的乡村社会，无异于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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