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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无需深入的意会知识
关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个可以随着时代的不同、新旧事物的更迭，以及引进学术思想的先后而不断翻新的话题，因而学界一直也没有停止过讨论。正如钟敬文所说，民俗学的领域，“像定义问题一样，也不单纯。各国、各派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法。有的学者把范围划得狭窄些，有的则划得宽泛些，……在规定民俗学范围的问题上，还有对时期的界限的看法。有不少学者把对象限于过去，……反之，也有许多学者却不局于这种界限。”（1980，P154－155）
钟敬文认为，为了能更具体地廓理民俗学的内容和范围、界限，应该先参考国外学者的分类体系。他在《民俗学与民间文学》（1980）一文中，列举了四个不同国家的有代表性的民俗学家的分类体系：①过去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班女士在她修订的《民俗学手册》里，把民俗资料分为三大类：信仰及行为；惯习；故事、歌谣与成语。②法国学者山狄夫，把对象内容分为三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③德国学者霍夫曼－克莱尔把这方面的资料分为二十类。④日本柳田国男把民俗对象分为三大类：旅人的学问、寓居者的学问、土著人的学问。
不同学者分类体系的差异决定了钟敬文必须在其中做出选择，或者重新界定自己的分类体系。钟敬文选择了后者，他说，“当然我们对今后我国这门科学所包含的内容和它的分类，还有待于这方面专门研究者的共同讨论和商订。”（1980，P157）这些话其实只是一个铺垫，引而待发的是他自己对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意见。
钟敬文对研究对象问题的独立思考其实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他在《民俗学的对象、功能及学习研究方法》（1987）中，做了如下说明：
1，“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兴起，在理论上主要是学英国。那时民俗学的对象范围主要指民间文艺（如歌谣、谚语、神话、传说等）、宗教信仰以及某些民间旧习。
2,1934年我去日本后，看待民俗学对象范围的视野扩大了，认为研究民俗不应只限于精神文化，而要把民众所传承的生活和文化各部分都作为对象来进行研究。
3，今天，我们对其对象范围也有了进一步深化的认识。民俗学的对象范围应该包括三大部分：社会组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它是存在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反复出现的、代代相传、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现象。[6]
对于上述第3点认识，其实也不是一天完成的。1980到1987年间，他不断地在思考和调整自己的意见。
1982年，他曾经试图从民俗的现行主体和共时的民俗事象范围两个横向角度来确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把它划定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的疆域是相当广阔的：从物质生活（衣、食、住、行等）、社会组织（如家族、村落及各种固有的民间结社）、岁时风俗、人生仪礼以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切技术、文艺等。”（P82）
针对许多国家的民俗学侧重于研究古俗与旧习的倾向，为了使中国现代民俗学适应社会学科对“当下”研究的要求，1980年代中期，钟敬文开始强调民俗学对“现代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以便民俗学能在“现代”的时空层面上广泛地开展工作：“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所以今天我们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对它进行实地采集并加以科学整理。在这基础上，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对它进行客观的研究。”（1986，P5）钟敬文并且据此将民俗学定位为现代学：“民俗学，在性质上是现代学，即以当前传承的民俗事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1994，P634）“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谨慎一点说，是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的现代学。” [7]
在学术发展中，问题的重要性与答案的清晰度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有时很重要的问题却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正如我们不能清楚地回答“人是什么？”但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人以及与人相关的各项事物的研究。同样，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也即主要是依赖于实践获得，大家都能明白，但又难以明确阐述的那种知识。
对于民俗学的入门者来说，研究对象的问题是一个很容易被领悟的知识，钟敬文的以上表述已经足以使他们了解到民俗研究的大致范围，而更精确的理解只能从他们自己的具体科学实践或对前人研究的不断阅读中习得。研究对象问题尽管重要，但对它的讨论却是一个无法展开也难以深入的话题。只要既定范式还在作用于常规研究，即便我们为此再开一百个学术讨论会，也不可能有比钟敬文的表述更丰富的收获。而钟敬文对此一问题的论述，表现的是一个拓荒者和领路人的智慧，间夹着一个学科经营者的策略性思考。我们不应该把钟敬文的这些基础性的学术思考看作是需要不断完善或进一步阐释的学术纲领，而应该把它们当作一种最基本的学科常识。
虽然钟敬文经常自谦地表达这层意思，“在民俗学领域的活动，我虽然参与较早，并且能够贯彻始终。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限制，我也远远不能做到包揽一切的地步。平心说来，在这方面，我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及的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8]但是，钟敬文言辞的谦和并不表示他对学科基础问题思考的不成熟，他已经做到了作为一个拓荒者和奠基人所能做到的最好。具体到关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问题，这本身是一个永远无法精确表述的范式。钟敬文的界定在表面上看来虽然只是一种模糊的表述，但是，只要我们承认民俗学的常规研究还没有科学革命的必要，那么，即使钟敬文的表述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也没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因为钟氏表述已经足够在常规研究中发挥其范式的指导作用，而且无损于学科成员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
许多学者显然误读了钟敬文的谦和，他们可能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进一步“深入”探讨民俗学的范围、界限等问题，试图为钟敬文的思想做出更清晰的疏释，或是以为自己可以在钟敬文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殊不知，在钟敬文之后，对这些常规研究基本问题的诸多探讨，绝大多数都是毫无意义的工作。
钟敬文的高明还在于他能够以一个领袖的智慧清醒地把握时局，做到与时俱进。当他强调“我们总得在前人所打下的基础上升高，在前人已经达到的地方前进。”（1980，P154）的时候，他也不断地在自己原有的高度上前进，而当他认为一个问题已经不再具有进一步思考的价值的时候，他决不会在此处浪费精力。1987年之后，钟敬文基本没有更改、提升，甚至没有重复过这些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看法，也没有就此提出新的命题，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学科体系与结构的建设。
我们回过头再说为什么研究对象问题已经没有再讨论的意义。
首先我们会问，学科的确立主要是以什么为标志的？库恩的回答是“范式”。“对某一时期某一专业做仔细的历史研究，就能发现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察的和仪器的应用中。这些实例就是共同体的范式。”[9]
于是，范式的优先性告诉我们，“范式比能从其中明白地抽象出来进行研究的任何一组规则更优先、更具约束力、更加完备。……范式无需可发现的规则的介入就能够确定常规科学。”[10]也就是说，在学科确立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确立一套标准的阐释体系或者经由共同体成员一致认可的合理化的规则。[11]
其次，学科的特质是看待对象的眼光而不是对象自身，不同的眼光反映着不同的世界。库恩通过著名的视觉格式塔转换实验告诉我们，虽然世界不会因为范式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接受不同范式的科学家却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同一个世界。范式的特质更多地体现为科学家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世界本身。
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就知道，研究对象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需要精确表述和反复讨论的问题；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还可能想到，民俗学似乎不必要把所有可能被称作“民俗”的事物全部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正如地球物理并不把地球上的所有物理现象都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人类学也没有把所有与人类相关的现象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也就不必把“文学人类学”这些蚕食研究对象的兄弟学科视作“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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