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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论述当代学者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与政府合作的原因以及在保护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指出：1、从学术的层面上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在我国一直未能进入主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发展契机，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学者的呼应。2、一方面，学者参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责无旁贷。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求真，冷静、客观的研究是保护的基础，因而学者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多方面的智力支持。
关键词：学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 边缘文化 角色定位 研究 保护
正当我国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纷纷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之际，有学者提出了一种“保持距离”说，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政府行为，学者要与之保持距离，不必也不能投入其中；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要提倡学者静坐书斋，研究纯学术。
应当说，这是一种从维护学术独立的立场发出的善意的、清醒的意见。而且，政府与学者之间在分工、职能等方面均有天然的鸿沟，所以“保持距离”是必然的。
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方面，我国学者与政府之间似乎采取了“空前一致”的态度。中国怎么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了？
本文拟对当代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的角色定位提出初步意见，希望得到海内外同行的批评指正。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以及被我国政府和学者所共同响应，有着特殊的国际、国内的文化背景与学术背景。
众所周知，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就是非文字记述的、以口头和形体传播的方式流传至今的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活态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和有形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就是人本身。可以这么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是在世界日益物质化的时代追求非物质的亦即精神文化的一种尝试；是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趋势中找寻乡村集体记忆和人类文明之根的努力；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愿望。一句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基于对人本身的强烈关注而提出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要不要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政府和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响应，体现出政府和学者（起码是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所给出的相同答案。而学者的兴奋点则主要在学术研究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边缘性质，决定了它与主流文化的巨大差异。众所周知，一贯倡导与官方保持距离的西方学术界，对这一领域较早给予关注，产生出大批成果，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者斯考特(James C. Scott)说：“官方文化充满了粉饰之辞、沉默和陈词滥调。而非官方文化则有其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学和诗歌，自己的刻薄话，自己的音乐，自己的幽默，自己的小道消息。”（James C. Scott，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这一主张在西方学术界很有代表性。可以说，对非主流文化的研究，在西方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
我国曾经盛行的“两种文化”学说与上述主张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枝不同的花。[1]仅从学术的层面上看，在西方诞生的文化人类学关注未开化部族的土著文化、边缘文化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曾经对我国产生过重大影响。五四以来，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传统戏曲和民间说唱、民间舞蹈、民间音乐和民间美术、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也曾经一再被提到很高的地位。然而实际上，对边缘文化的研究在我国一直未能进入主流。艺术学科中的音乐、戏剧、美术、舞蹈，均以西方艺术为正统。即使国学研究，也以精英文化研究为正宗，而民间文化研究则居于次要和陪衬的位置。
讨论边缘文化在我国受冷落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想指出，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可能是造成重文献轻口传的原因之一，尽管学者们早已认识到文献史料不可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
勿庸置疑，近20年来，对边缘文化的研究不断在学术界发出耀眼的光辉。例如在戏剧领域，对傩戏、目连戏的研究一再掀起热潮，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的戏剧观念，重写戏剧史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此外，人类学的视角及研究方法对文艺学研究的影响日渐显著，这表现在戏剧人类学、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等概念的提出和迅速得到回应。在历史学界、思想史界，对口述历史、民间文化史、民间思想史的研究也都受到空前的重视。可以说，我国正蕴酿着一场新的学术革命，这场学术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民间文化、边缘文化将再次被提到应有的高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可以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对于这场学术革命起码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概念迅速得到学者们的积极相应，原因正在于此。于是，政府与学者，怀着不尽相同的目的，带着各自要解决的问题，开始了空前的一致的合作。
二
日本“无形文化财”的保护，由于学者的参与而得到成功实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本文部省（教育部）有“文化财保护委员会”，是保护传统文化的最高机关，其中多数成员是知名学者。委员会负责传统文化保护的政策制定并参与具体项目的实施，在申报、认定等各个环节起重要作用。大学教授无不以成为“文化财保护委员会”的成员感到自豪。政府还主持了日本《民俗地图》的编纂，这一成果有若干所大学的许多学者参与，用了30年时间才告完成。此外，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NCA）的地位崇高，成员包括十位文化艺术界的专家、教授，均由总统指派，经参议院通过，任期六年。
我国成立的各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家委员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性质上与日本、西方的同类组织相同或相近，但权力和影响却十分有限。显然，与发达国家相比，学者们对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介入程度远远不够。这和政府对知识界的认识有关，也和学者们习惯于作“象牙塔”式的研究有关。
在我国，“经世致用”的口号虽一再被学术界喊出来，但恶劣的政治环境一再让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良好愿望以悲剧而告终，于是，以远离政治、脱离现实为特征的传统的做学问路子成为文科尤其是传统文史学科的正宗。然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以及实施保护，在“象牙塔”里是不可能完成的。与文献、典籍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口传身授为特征的活态文化遗产，只有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才能获得鲜活的第一手材料。而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大背景，正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契机；学者参与政府主导的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也责无旁贷。
保护一定要以研究为前提，学者们的大量前期成果，是制定政策、实施保护的主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研究就是保护的一个部分。在当前，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提供的智力支持，至少应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一、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阐述，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对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论证等。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牵涉到一系列的悖论，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依托于旧的生活方式，如何既保护原汁原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又保证传承人和当地村民向现代化生活方式迈近？这一理论问题不解决，实施具体保护措施便是盲目的，混乱不堪的。学者们有责任向政府部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人解释清楚，而在当前，学者自己也处在困惑中。这就再一次提示出作为保护前提的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学者在保护工作中的地位问题。
二、立法。
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人们企盼已久。然而这部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其原因之一，便是学者自己尚不能把相关法律问题阐述清楚。国办今年三月颁发的《暂行办法》不能满足申报需要，提醒我们亟须认真研究法律问题。例如对传统节庆的保护，按照《暂行办法》，人们竟无法了解春节、元宵等全民族的共同节日该由谁来申报。在广东省的申报中，对粤剧的申报引起佛山和广州两个行政区域的争议；对飘色的申报引起吴川和番禺沙湾的矛盾。这都是由于申报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困难，而法律条文的不健全，从根本上反映出学者的研究以及知识界与政府、人大的沟通尚不充分。
三、译介国外和境外的保护经验。
四、推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自身的一套知识体系，在以往的大学乃至中小学教育中，这套知识体系被严重忽略。因而，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是学者面临的又一任务。就大学而言，无论从专科、本科还是研究生教育，都应该由有眼光的教育家和学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众所周知，正是由于王国维的卓越研究和吴梅等人的教育实践，一直以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才进入大学的殿堂；正是由于大画家徐悲鸿对泥人张的扶植，才使泥人张的传人在中央美院任教；正是由于杨荫柳教授等人的努力，著名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作品才得以流传，阿炳本人被聘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到任）。大学的文科教育亟待改革，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应当是这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把田野调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结合起来。
学术性的田野调查比行政部门主持的普查更深入、更专门，某一专项的田野调查完成后，该项目的普查工作也就水到渠成。例如，广东海陆丰的西秦戏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为什么在使用闽南方言的穷乡僻壤，这种西北声腔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它是何时、在何种文化背景下传入的，怎样和地方文化以及观众的心理融合，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异？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专门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关于这一项目的普查工作就十分简单了。
当然，普查的面非常广泛，不能完全由学者担任。最好在学者的指导下，由当地熟悉情况的文化工作者进行。此外，高等院校有大量的人力资源，来自各地的研究生、本科生，完全可以在暑假的社会实践中回家乡承担普查工作。今年暑假，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开展的全国皮影戏调查，就是充分利用研究生的力量才得以完成的。
六、利用高科技手段，保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七、申报、认证、保护诸环节。
在申报、认证和实施保护的每一环节，专家、学者的声音都可能起关键作用。学者所拥有的知识资源、智能资源、研究积累、理论眼光，都可以而且应当派上用场。学者的参与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上浓重的学术色彩，尽可能抹去功利性；可以帮助政府部门提高保护水平，最大限度的减少盲目性；可以提高保护民族遗产的世界性意义，淡化单纯的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色彩。
每一国家、民族，甚至每一社区，都有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保护自己的文化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别人的文化。这样，世界文化才会是五彩缤纷的。这是一项是全人类共同关心和参与的精神领域的环保工程。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高到这样的层面，上文所说的我国在申报中产生的纠纷与矛盾，就能迎刃而解。
八、做好持有人与政府之间的中介。
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求真，即追求事物的真相和客观真理。客观冷静的研究，可以使学者避免充当政府的文化工具，也可以避免充当持有人的文化工具。只有学者才能在政府与持有人之间充当客观中介，可以对乡民引导，对政府建言。
在我国自然遗产和物质型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学者们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中，学者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走出象牙塔，事事皆学问，一片新的天地展现在眼前。这里需要的是更新观念，重视活态文化，认清角色定位。
注释：
[1]列宁说过：“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页）。1949年以来，这一学说不断被中国大陆的学者引用，成为阶级论的代表言论。阶级论的根本目的是煽动下层群众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统治阶级，与西方流行的人性论不同。
本文原刊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2005.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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