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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首先对明代宰相张居正的亲属被发往山西为乐户提出驳议，指出山西部分乐户奉张居正为“先祖”，主要是由于张居正曾经上疏朝廷，恢复向王府配赐乐户的制度，使乐户生活得到改善所致。其次，本文还对明代王府“私娶”乐户现象进行分析，指出朱明贵族的血统中已经掺有乐户的基因，从制度层面看这一现象是严加禁止的，但实际上却屡禁不止，造成世袭贱民与世袭贵族之间的奇异结合。
关键词：乐户 张居正 王府 私娶
我国古代的乐籍制度来源甚早，然史料表明，有明一代乐户人数之多，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影响之大，都非前代所能比拟。近阅相关文献，对流传甚广的张居正的后人被贬往山西世代为乐户之说提出驳议，并对学术界不甚关注的乐户与王府通婚现象进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张居正与乐户的关系
一代名相张居正与乐户有什么关系？项阳《山西乐户研究》一书（以下简称“项著”）这样说：
河津常好堡老乐户张太娃（1983年）七十四岁谈：“早年听祖父张蛋子说，他先祖是张居正，至今还供奉着张居正神牌。”张居正在万历朝官居宰相，是明朝一位政治家，系湖广江陵人，因下令清丈全国权豪势要隐瞒的田亩，继又实行一条鞭法，淘汰冗员，削减军饷，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及权豪恶霸，所以他死后，这群蠹虫一起诬陷张居正，诬加罪名，夺其子孙族籍，夺其官籍，株连亲族，均贬为乐户，迁往蒲州，散居郡县，列为贱民。[1]
众所周知，张居正死后的确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对待。据《明史·张居正传》，居正死后两年，即万历十二年，明神宗受人挑拨，“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然而，说张居正家属被贬往山西世代为乐户，则与文献记载明显有抵牾。《明史·张居正传》对居正家人遭株连的情况有明确记载：“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清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事”条载：“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俱令烟瘴地面充军。”[2]二书记载完全吻合，当不致错漏。显然，居正亲属的遭遇虽相当悲惨，但绝无被发往山西为乐户者。“烟瘴地”在南方不在山西，“乐户”云云更不知从何讲起。
还应当指出，从明熹宗开始，居正的冤案逐渐被昭雪，其后人的待遇也随之被恢复：“熹宗时……诏复故官，予葬祭。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讼居正冤。帝令部议，复二荫及诰命。十三年，敬修孙同敞请复武荫，并复敬修官……帝可其奏，复敬修官。同敞负志节，感帝恩，益自奋。十五年，奉敕慰问湖广诸王，因令调兵云南。未复命，两京相继失，走诣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复其锦衣世荫，授同敞指挥佥事。”[3]所以，退一步说，即使当年居正家人有被发往山西为乐户者，然同敞复官之后，也不至于眼看着其亲属继续充当贱民。故笔者判断，山西部分张姓乐户为张居正后人之说不可信。
然而，持此说者并非个别。二十多年前，墨遗萍《蒲剧史魂》（以下简称“墨著”）已经说到：“蒲州乐户，北魏已开其端，至明永乐时编建文余党为乐户，万历十年编张居正子孙为乐户（临晋柳村亦有之），清康熙二十八年编管洪昇（《长生殿》作者）于山西，皆在其地。不难想到蒲州乐户，自北魏以来，吹弹歌唱，已为贱民男女之常举。”[4]此外，项著作者曾经专为此事进行过实地调查，自称张居正后人的乐户不仅言之凿凿，而且当场拿出了“先祖”张居正的“神图”作证。[5]至于媒体流传的此类说法，则更是不胜枚举。[6]，那么，张居正究竟与乐户有什么关系？按居正被籍没明明在万历十二年，墨著却说是“万历十年”，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经查《续文献通考》卷一○五获知，就在万历十年，神宗皇帝批准了张居正的奏请，下令“复诸王乐户”。我们知道，朱明王朝自开国之初，便建立了向王府配赐乐户的制度。《礼部志稿》卷十六记云：“洪武初……定王府乐工，例设二十七户，于各王境内拨用。”[7]《明会典》卷五十四载略同，不赘。又据《续文献通考》卷一○四、一○五，有明一代，这一制度基本上照例施行，但从嘉靖末到万历初的十几年中却中断了。原因是，嘉靖四十四年，有“礼官言，诸王府有广置女乐，淫纵宴乐，或因而私娶致冒滥者”，于是，“是年，革诸王乐户”，“乃诏今后各行裁革，如遇迎接诏勅、拜进表笺、朝贺宴享，当用乐者，即于本府吹鼔手教演充用。”到万历七年二月，张居正等上奏：
臣等奉敕重修《大明会典》，其礼部事例内宗藩一条，查嘉靖中所定宗藩条例，多有未当。如亲王乐工二十八户，乃高皇帝所定，载在《会典》，盖以藩王体尊，宴享皆得用乐，不独迎接诏敕为然。今概从裁革，此减削之太苛也。乞敕礼部再加斟酌，奏请裁定，然后纂入《会典》。[8]
现在已经很难确知，向以严苛执法闻名的张居正为何主张恢复这一制度，是为了维护“祖宗之法”的尊严抑或增加国库收入？同时，王府乐工“例设二十七户”何以居正言“二十八户”？是否管理乐户的头目如“色长”之类不计入“二十七户”之内？但无论如何，正是由于张居正的奏请，朝廷向王府配赐乐户的制度，才能够在万历十年得以恢复。这是迄今所知文献中张居正与乐户发生联系的惟一一处记载，因而很可能也是山西部分乐户“供奉张居正神牌”，奉张居正为“先祖”的主要原因。
诚然，乐户是世袭的贱民，其社会地位很低。但同为乐户，王府中的乐户与一般冲州撞府、流动卖艺的乐户相比，无论经济待遇还是实际社会地位，都相对优越。色艺俱佳的女乐户，一旦被王府纳妾，不但能改籍，而且所生子女还能封官，可谓鲤跃龙门（详下节）。这里想说的是，能够进入王府的乐户，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虽然按规定每一王府中的乐户为“二十七户”，但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口外四绝”条，封于山西大同的代简王府，到万历“衰落”期，“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昼夜不绝。今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9] 不难想象，嘉靖四十四年，庞大的乐户队伍流出王府，其生活境遇必然急转直下。正是由于张居正的奏章，才使他们重新回到王府，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所以，他们供奉居正神牌，便成为理所当然。
此外，笔者认为，乐户们供奉张居正为“先祖”，本来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而是一种行业神意义上的崇拜与认同。梨园行往往拜唐明皇为先祖，木匠行则拜鲁班为先祖，都属此类。但后来辗转附会，既然拜张居正为“先祖”本人就应当姓张，以至弄出个现在的一些张姓乐户就是张居正子孙的结论，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顺便提及，《长生殿》作者洪昇“编管山西”之说，也属虚妄。此说出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后又被梁章钜《浪迹续谈》等转引。然事实上，洪昇并未因“国丧演剧”而“编管山西”，而只是被削职放逐回到钱塘故里而已。正如章培恒先生《演〈长生殿〉之祸考》一文所云：“昉思结果当以逐归之说为可信，云‘编管山西’及‘枷号一月’者皆影响傅会之谈。”[10]若再把洪昇往乐户上扯，就更显荒诞不经。
二、关于王府“私娶”乐户现象
按照历代典章规定，朝廷命官不得娶乐户为妻妾，明代亦不例外。《明会典》卷一四一“娶乐人为妻妾”条规定：“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附过候荫袭之日，降一等，于边远叙用。”[11]一般官吏及其子孙尚且如此，更何况藩王后裔金枝玉叶。但实际上，大量女乐人进入王府，其色艺往往使藩王府贵族子弟垂涎，最终造成女乐户被藩王府贵族纳妾的现象。正如上节引嘉靖四十四年礼官所言：“诸王府有广置女乐，淫纵宴乐，或因而私娶致冒滥者。”显然，从“淫纵”到“私娶”，是王府贵族与乐户通婚的两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世袭的贱民与世袭的贵族，这两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问题是，对于朱明王朝来说，王府贵族纳乐妇为妾毕竟不值得炫耀，那么此类“家丑”是如何得以“曝光”的呢？从史料看，此类事迹公诸于众往往由于以下两种原因：一、王府向朝廷提出为其妾（或宫人）改正乐籍或为所生子女请封的要求，致使朝廷甚至皇帝本人不得不作出或是或否的表态；二、王府贵族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攻讦揭短，引起朝廷查勘。这两种情况，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在礼部备案。通过此类案例，我们可以窥见明代统治者的一些深层隐秘。
先看第一种情况。《礼部志稿》卷七十六“勘辩乐籍”条载，晋王世子奇源的宫人马氏，晋府宁化王府辅国将军钟鎎之妾张氏，原本都是乐户，并且先后产下男孩，于是晋王府分别在弘治八年（1495）和正德元年（1506）提出“改正”两人乐籍的要求，其理由分别是：马氏曾祖“原係民籍”，张氏祖父“止在富乐院前居住”。正德四年（1509），礼部批复并武宗圣旨如下：“马氏虽经查勘无碍，然以天潢支派，而求婚于唱词微贱之家，诚为不当。张氏虽已保勘明白，然富乐院乃淫贱之处，在彼邻住亦涉嫌疑。今后各王府选择婚配如马氏张氏者，不许滥选，违者罪在辅导官员。奉武宗皇帝圣旨：是，钦此。”[12]这里虽有委婉的谴责之语，但结论却言之凿凿，一个是“查勘无碍”，另一个是“保勘明白”，所以这二人的改籍申请都得到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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