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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向世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
最近有人撰文，批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学者）怎么做的我们就该怎么做，外国人怎么说的我们就该怎么说，一切唯外国人马首是瞻”的错误倾向，提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虽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但无疑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刘扬忠《也谈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这种说法并不错，问题在于心态。实际上，“一切唯外国人马首是瞻”的倾向，在大陆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并不突出，香港某大学个别人搞的繁琐规范也并不流行。至于“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虽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但无疑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即变成：
虽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但无疑地，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
《新华文摘》2005年第6期在“国外社会科学”的栏目下摘引了两篇“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访谈文章，其中德国汉学家凡埃斯说：“中国的汉学太以中国自己为中心了，人们的外语水平不高，不过这种情况也在慢慢改变。西方汉学家们不认为汉学只是需要我们到中国去学习的一门学科，这种学习应该是双向性的，我们从外面可以看到很多从里面看不到的东西。”瓦格纳也说：“中国的学者们，他们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会对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带来很大的限制。就算是在北京的西方学者也很难搞学术工作，因为得不到很多外国的学术著作，来自日本、美国的书太少了。所以中国学者们一般都是你看我写的，我看你写的，范围很有限。”
刘先生批评的倾向和外国汉学家指出的倾向，究竟哪一种是主要的呢？在当前，我们应该强调什么？纠正什么？中国学术是否“早已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上引刘扬忠文）”？我想主要以中国戏剧史研究为例，谈谈自己的认识。
众所周知，我国的戏剧史研究一直是在外来文化、外来观念的推动下逐步走向现代的，被同行们一致推崇为中国戏剧史开山之作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就是汲取外来观念的代表作。陈寅恪先生总结王国维治学的三种方法之一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其举出的成果就有《宋元戏曲考》。其后冯沅君、董每戡、欧阳予倩、周贻白、张庚等人，无一不是在借鉴外国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各自的民族戏剧理论、戏剧史建构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开始重视农村戏剧、祭祀戏剧，开始使用田野考察的方法研究现存的活态戏剧品种如傩戏、目连戏等。可以说，国外的观念、方法、成果，对大陆形成这一学术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居功至伟。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2001年，我国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4年，我国政府正式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上签字。这表明，我国已经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布：作为文化遗产的戏曲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人类的。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依然相当封闭。
总的说来，在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中，我们对日本同行的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吸收情况要好一些，而对西方的研究则相当隔膜。如果说我们对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波多野太郎、田中谦二、岩城秀夫、田仲一成等人还相对熟悉的话，那么对美国学者柯润璞（J.I.Crump）、韩南（Patric Hanan）、白之（Cyril Birch）、奚如谷（Stephen H.West），英国学者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杜为廉（William Dolby），荷兰学者伊维德（Wilt.L.Idema）、波兰学者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林（Colin .Mackerras）等等，就要陌生得多了。他们对中国戏剧史的全面研究和对杂剧、南戏及部分作家作品如关汉卿、李渔、朱有燉、《西厢记》、《琵琶记》、《荆钗记》、《长生殿》等的研究，都有不少新鲜见解值得参考。而国内尤其是大陆的研究者，不要说借鉴汲取，就连见也难以见到。无庸讳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学者们外语水平不高。在因此而造成的自说自话、“自给自足”的研究圈子中，难以使大陆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界与海外、国外学术界进行双向交流，也难以摆脱低水平重复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大陆敦煌学界是借鉴国外成就而超越之的典范。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曾经出现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令人“伤心”（陈寅恪语）的局面。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大量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得以陆续复制回国或影印出版，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充分借鉴欧亚各国的成果，使大陆的研究水平总体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从而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令人振奋的局面。可以这么说，在敦煌学研究中，不能直接阅读外文文献，其成果就不入流。
2002年，中山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王承文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修改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本60余万言的大著不仅旁征博引了我国古代典籍、大陆与港台的中文成果，而且广泛引用日文、英文、法文的研究成果。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道教是属于世界的，欧、美、日道教史研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道教史专家。作为天下公器的学术研究，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也没有理由对此视而不见。在本书中，我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力所能及的吸收借鉴和讨论。”该书出版后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国大陆著名学者汤一介、项楚、孙昌武、张泽咸、葛兆光，台湾学者陈鼓应，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Ｓｃｈｉｐｐｅｒ），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汉学与道教讲座教授劳格文（ＪｏｈｎＬａｇｅｒｗｅｙ）、法国远东学院院长道教讲座教授傅飞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Ｖｅｒｅｌｌｅｎ）、日本京都大学小南一郎教授、麦谷邦夫教授均给予高度评价。孙昌武教授称此书“考证精辟，新意迭出。国内道教研究长期沉滞，整体水平难望西方和日本学人项背，终于有大著可与争衡了”。傅飞岚教授认为“国际道教学界的灵宝经研究以这本书做得最好”。（《中大校报》第９１期，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０日）显然，不了解境外的研究状况，不吸收人家的成果，也就谈不到“争衡”与超越。当然，超越应当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而根本目的应是把学术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
台湾同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可作为大陆学者的另一个参照。1949年以来，两岸的学术研究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行。在大陆，有两支研究队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戏曲，即以大学中文系和社科院文研所为代表的学者，主要研究剧本文学；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和各省的艺研所为代表的学者，则主要研究当代舞台实践。相比之下，台湾只有一支队伍。所以台湾的学者，往往既研究古代戏剧、剧本文学，也同时从事京昆与地方戏研究，甚至兼任编剧、导演、艺术总监的工作。曾永义教授、王安祈教授等可算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如果说两岸的研究体制各有利弊的话，那么在对国外成果的翻译、介绍与汲取方面，大陆则远远比不上台湾。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的重要著作《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式考》首先在台湾被翻译成汉语。台湾《民俗曲艺》第14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世界各地的皮影戏及其相互关系》的论文，其中引用英文文献86种，中文文献45种。这种文章，很难在大陆的国学期刊上看到。台湾中研院从事戏曲研究的两位女士，都有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她们外语好，理论功底深厚。王秋桂教授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影印大量古代戏曲文献的同时，又致力于推进戏剧人类学的中国化进程。他们的具体成果，已经使大陆学者受益匪浅，而更值得学习的，则是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时的开放心态：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
有人提出：参加国内（大陆）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外国学者往往水平不高。这可能是事实。毫无疑问，中国大陆拥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最庞大的研究队伍和最丰富的资料。这种绝对优势，便造成国外中国学的一流学者或可以和大陆的一流学者对话，而一般学者则难以达到国内二、三流学者水准的局面。问题是我们的眼睛盯着人家的哪个部位？更何况就算是一般学者，也往往在某一课题的研究上有一得之见。要是与会的外国学者真的水平不高，那首先要怪会议承办方：谁让你不请（或请不来）水平高的？
另有一种倾向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外国学者的成果。例如最近有人提出：“国内重场上研究的学者，往往将田仲一成的演剧研究视为先导；然而，田仲先生本人对国内日益热闹的‘场上’呼吁却始终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李舜华《从祭祀到演剧、从乡村到城镇——田仲一成的中国演剧史研究》，原载《中华读书报》，转引自《国学网站·中国戏曲论坛》）其实，田仲先生所关注是祭祀与戏剧的关系，而不是“案头”与“场上”之争。是谁把他的研究当成重视场上研究的“先导”我们不知道，但毫无疑问，在田仲先生看来，祭祀与戏剧文本、场上演出都有关联，而显然与后者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
最近董晓萍先生介绍，从1987年到1990年的三年间，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David Arkush）发表了两篇长文，一篇是《华北农民小戏中的婚姻道德观》，另一篇是《河北乡村戏曲的伦理道德观》，（《定县秧歌与华北民间社会》，《法国汉学》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坦白地说，这两篇论文我都没有看过，但从题目中已经嗅出了某种既古老又新鲜、既熟悉又陌生的气息，产生了想要阅读的强烈欲望。
总之，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心态。当前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既要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又要克服惟我独尊的心理障碍。这可能是在这个领域中出大师、出精品的必要前提。
注释：
[1]黎国韬博士、曹广涛博士生参与了本文校对，谨此致谢。
本文原刊于《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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