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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信仰和神话一直是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而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对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应用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除了汉民族之外，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的信仰、神话和民俗中都有和汉语的“龙”相类似的神异动物。这些神异动物在许多方面与龙不谋而合，但在许多方面又与龙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每个民族关于其独具的神异动物的信仰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宗教和民俗语境，从而导致不同民族的这类神异动物貌合而神离，其文化和精神内涵迥异其趣。但是，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民俗学研究却往往完全忽视这种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瞒天过海，天马行空，想当然地把其他民族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认同为龙，翻译为“龙”，然后把这些各有千秋的所谓“龙”和神话与汉语古典文献中的龙生硬牵合，横生枝节，古代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的真面目愈发被涂抹得面目全非、恍惚难辨。例如，欧洲神话和童话中常见的“ｄｒａｇｏｎ”，和东方神龙一样，也是一种变幻莫测、匪夷所思的神异动物。但西方的“ｄｒａｇｏｎ”不能兴云作雨，反倒常常喷火吐焰，与东方的龙势若冰炭。更重要的是，东方的龙是造福人间、令人敬仰的吉祥之物，而西方的“ｄｒａｇｏｎ”却是作恶多端、令人生畏的恐怖怪兽。两者一为水，一为火，一为神，一为魔，貌虽合而神实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研究者对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视而不见，直把“ｄｒａｇｏｎ”比作龙，径将“ｄｒａｇｏｎ”译为“龙”，甚而至于有的学者竟据此推断中国的龙崇拜是源于西方。华夏民族的神圣象征和图腾竟然是从西方借来的，于情于理，谁其能信？古人把佛典中行云布雨之神译为“龙王”，今人望文生义地把它和龙混为一谈，犯的也是同样的指鹿为马的毛病。诸如此类置文化背景和文献语境于不顾，生拉硬扯、凭空牵合的毛病，在关于龙崇拜的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中可以说屡见不鲜。用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材料作为活生生的“第三重证据”，和被视为“第二重证据”的考古学材料一样，用得好可以别开生面，给文献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启迪，而如果漠视文化脉络和语境的可比性，一味生搬硬套，非但无助于文献的解读和理解，反倒适得其反，越说离题越远。
龙作为一种神圣生物，仅仅是一种文化意象，是意识形态，而非自然现象，是古人缘于制度和习俗的虚构，而非基于对自然生物的真实写照。因此，其来龙去脉只能求之于古代制度和习俗，而不应求之于自然世界。但有一班半瓶醋的所谓学者，既缺乏通达的人文素养，又缺乏健全的科学理性，对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把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混为一谈，纷纷从化石考古学、古地质学、古生物学、动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入手探究龙的原型，或以龙为鳄鱼，或以龙为巨蟒，或以龙为蜥蜴，或以龙为长颈鹿，甚而至于以龙为早已灭绝的侏罗纪巨兽恐龙，还有的干脆说龙就是人的阳具，① 各种非常奇怪之论，争奇斗艳，层出不穷。然而，与人类生活漠不相关的蟒蛇、蜥蜴缘何能够成为先民崇祀、敬仰的对象并被世代流传而为神话？人类又缘何认识早已灭绝的侏罗纪动物恐龙？诸如此类的所谓研究，尽管标榜科学的旗号，却全然不顾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和人情世故，直把科学变成戏法，研究变成猜谜，一无足取，置之不理可也。
总之，对于文献记载、出土龙形器物和图像以及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误解和滥用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迄今关于龙崇拜和神话的研究依然云山雾罩，研究者陷于重重迷障之中无以自拔，而龙的真相依然是晦暗不明。
龙崇拜研究饰伪丛生的症结在于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龙的文化脉络和整体语境缺乏清醒把握，从而在研究过程中瞎子摸象。因此，在着手探讨龙崇拜的文化原型之前，首先应该明确研究的对象的文脉和语境。我们所感兴趣的，不是后人种种关于龙的说辞，也不是异族他乡的种种所谓龙崇拜，而是作为华夏先民崇拜对象的龙，被华夏先民视为吉祥、奉为神物、乃至标榜为民族象征（图腾）的龙，即早期汉语典籍中被崇信的龙。龙，作为华夏族群古老的历史记忆和自我认同的象征，这才是传统意识和民众俗信中龙的精神原型，而考索此种精神原型的来龙去脉，才是龙研究的宗旨所在。
人类因血缘相亲、地缘相近、历史相连而结成不同的族群，一个族群为了标识其自我认同并把自己同其他族群区分开来，总需要一些生动可辨的符号作为标志。这些标志作为一个民族亲缘性和共同感的象征和结晶，就是人类学家所谓的“图腾”。图腾就是一个族群自我辨识的“徽志”（摩尔根《古代社会》）。图腾既为一个族群的标志，因此常常被镌刻、描绘于显要之处，或铭于图腾柱，或绘于旗章，或绣于服饰，俾使万民共瞻、众心所向，并成为王权的象征，通神的圣物。明乎此，则探讨一个民族的图腾符号的文化原型，不妨从其先王的旗章入手。
古代华夏的王者之旗为龙旗。《诗·周颂·载见》云：“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旂阳阳，和铃央央。”《鲁颂·閟宫》云：“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旂承祀，六辔耳耳。”《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前两诗为周人祭祖之颂歌，《玄鸟》则为宋人祭祖之颂歌，祭祖而载龙旗，足见龙旗为其民族及其王者权力的象征。龙旗即绣有龙纹的旗帜，《周礼·春官宗伯·司常》云：“交龙为旗”是也。② 《礼记·乐记》云：“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可见龙旗是天子之旗。天子之旗谓龙旗，天子之服则谓龙衮，《礼记·礼器》云：“天子龙衮。”龙衮则为织有龙纹的祭服，《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字或作衮。”直到清代，天子之旗仍绘龙章而称龙旗，天子之服亦绣龙纹而称龙袍。这飘扬于王者龙旗、盘桓于王者龙衣之上的龙，就是作为图腾象征的龙。
但先秦旗章上的龙并非如后世龙旗、龙袍上张牙舞爪的蜿蜒巨龙，而是天上焕若连珠的龙星。《礼记·郊特牲》述王者郊祀祭天，“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这象征天道且与日月同辉的龙章，当然只能是苍龙，即古代天文学的四象之一东方苍龙，日、月、龙，三星并列，即《左传·桓公二年》所谓“三辰”是也。③ 《郊特牲》又云：“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郊天旨在上应天心，故郊天必载象征天象的龙旗。其实，郊天祭典无非是仪式化了的天文观测活动。《周礼·考工记》备举王者之车的结构，“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旗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车之各个部位皆象征天数，而高高飘扬于其上的龙旗“以象大火”，大火即苍龙七宿之心宿，更足以表明旗上之龙即龙星，因大火是龙星诸宿之一。④ 《礼记·曲礼》谓天子出行载四旗，四旗各居四方，“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天文之四象是也，中央的“招摇”亦为星名，郑玄注云：“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招摇星虽北斗之运而旋转，不同季节指向不同的方位，古人观察招摇星所指的星象就能判断季节和时辰，《曲礼》五旗，四象之旗分居招摇的四方，构成了宇宙观的象征。这里的青龙亦即龙旗，作为四象之一，尤可为龙旗上所绘之龙为东方苍龙星象之确证。总之，王者所载的龙旗，龙旗所绘的龙，就是华夏民族世代敬奉的龙，此龙远非后人心目中活灵活现的神兽巨龙，而是夜空中璀璨的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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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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