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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曾参与刘裕起兵勤王讨伐桓玄的行动，先后在刘裕及其心腹刘敬宣手下任参军。这时候，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发生了：当桓玄之乱将平，晋安帝已经“反正”（复位）时，陶渊明的顶头上司、在平叛中立下大功的江州刺史刘敬宣却“自表解职”（《宋书·刘敬宣传》）。事情的起因是另一平叛功臣刘毅在刘裕面前讲敬宣的坏话。同年八月，陶渊明任彭泽令，八十几天后，写下著名的《归去来兮辞》，永远告别了官场。
今天看来，陶渊明归隐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去危图安”四个字。桓玄篡晋，朝臣遭戮，本已使他惊恐万状；官场内部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更使他彻底看破红尘。刘毅以刘敬宣任江州刺史为“骇惋”，刘敬宣闻此“愈不自安”，立马辞职。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终于使陶渊明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一般逃了出来，他说：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
矰缴奚施，已卷安劳。（《归鸟》）
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饮酒》二十首之十七）
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命子》）
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荣木》）
无怪乎他在许多作品中都对官场表达了由衷的厌恶乃至恐惧。袁行霈先生指出：“政治旋涡里各种力量的争斗形成一种相当危险的局面，特别是当易代之际，稍有不慎就会遭杀身之祸。对魏末嵇康、阮籍的忧虑，陶渊明深有同感。‘矰缴奚施，已卷安劳（《归鸟》）’就隐含着这样的心情。” [13] 的确，陶渊明象魏晋许多诗人一样，常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自危意识，并由此生发出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咏叹：“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之三）“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之五）“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之一）“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等等。
陶渊明虽有时与魏晋许多诗人同唱一个主调，但对他们的悲惨下场，却从未表示过同情。渊明可能以他们为戒，却不屑于与他们为伍。然而对于程婴、公孙杵臼、屈原、贾谊、荆轲、田子泰这些人，渊明是钦佩、仰慕、称赞的，有他的诗、赞为证。但是，他没有选择抗争而选择了归隐：“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他认为“遗烈”们的操行高不可攀，所以只能固守自己微不足道的小节（穷节）罢了。在《读史述九章·韩非》中，他进而从反面总结教训：“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伎辩招患。哀哉韩生，竟死《说难》。”当年韩非才华出众，却召来祸患，死于非命。“哀哉韩生”，渊明显然不打算重复韩非的悲剧。
结果，陶渊明选择了归隐。他保全了生命，也保全了名节，为自己找到了肉体与灵魂双重的避风港与栖息地，成功地实践了儒家“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主张，从而成为继巢父许由、伯夷叔齐、“四皓”等古代隐士之后，文人明哲保身的又一个典范，为中国文人“外圆内方”集体人格的建立开辟了先路。爱憎分明、有棱有角、顽强抗争、九死不悔的精神，始终没有成为文人的主流传统。
陶渊明死后，其声誉日渐兴隆。有人赞扬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受辱、不合作的精神；有人赞扬他淡泊名利，甘于贫贱，远离官场的品质；有人称赞他设计的“虽有父子无君臣”的桃花源无限美妙；也有人称赞他“金刚怒目”，既壮且厉的独立品格。这都是部分的陶渊明，后人心目中的陶渊明，甚至只是口头上的陶渊明，或经过加工塑造的陶渊明。三十年代，鲁迅否认朱光潜提出的陶渊明“浑身静穆”说，指出：“倘有取舍，既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14]我认为，“四皓”情结可以概括完整的陶渊明，而“去危图安”是陶渊明归隐的主要动机。
元明清三代文人，看到陶渊明在唐宋的盛誉，比他们的前辈更清楚地认识到陶渊明归隐所造成的实际后果。首先，在元代，学陶渊明“归去来”成了散曲作品的主旋律。著名曲家马致远号“东篱”，明确标榜自己是陶渊明的崇拜者。另一个著名散曲作家、曾经作官又归隐的张养浩，写了这样一首作品：
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那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
张养浩就是如此理解陶渊明的。在他看来，只有象陶渊明一般归隐山林，才能避免随时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明代赵维寰在《评陶渊明集序》中，将陶渊明与谢灵运的不同作为和下场作了比较：
渊明、灵运同为晋室勋臣之裔，灵运浮沉禅代，袭爵康乐，晚乃自悔，有韩亡秦帝之语，博浪未锤，身名并殒，以堕家声，惜哉！独渊明解组肆志，鸿冥鼎革之间，一杯五柳，不友不臣，易纪元以甲子，凛然《春秋》大义，虽寄怀沉缅，而德辉弥上，殆首阳之展禽，箕山之接舆也。[15]
请看，一个“身名并殒”，一个“德辉弥上”，对比如此鲜明，学谁不学谁，不是很清楚了吗？清初朱鹤龄《陶潜论》云：“彼夫刘裕之猜忌，傅亮、谢晦诸人之卖国，不难以司马天子为几上肉。其肯容晋室遗臣，傲然削新朝之帝号，而优游以羲皇上人终老耶？……前乎渊明有孙登，亦隐于魏、晋之间者也，其规嵇康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得薪所以保其耀；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识真所以保其才。’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者，其亦以识胜也夫。” [16] 说渊明忠于晋室，不见得高明，但说他“识真保才”，却是唐宋文人不大容易看清楚的。或许，对具体史料，年代越久远越容易失落、遗忘，而对历史真相，说不定相距越远看得越准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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