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进入了大分裂、大混乱、大杀伐的时期。在权力的角逐中，在激烈的政治、军事冲突中，在刀光剑影的相互杀伐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往往成为牺牲品。据陆侃如《中古文学史系年》，从汉末至南朝的约三百年里，在政治斗争中被杀的著名文人有：蔡邕（192年）、弥衡（198年）、孔融（208年）、杨修（219年）、何宴（249年）、嵇康（263年）、锺会（ 264年）、韦昭（273年）、张华、潘岳、石崇（300年）、陆机、陆云（ 303年）、刘琨（318年）、郭璞（324年）、卢谌（351年）、谢灵运（433年）、鲍照（466年）、谢脁（499年）。

这真是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名单！即使这样也还未将丁仪、丁廙、以及上文提到的崔琦、欧阳建等包括进去。此外还有被曹操杀掉的一代名医华佗，公元311年饿死于洛阳的挚虞，在争夺最高权力失败后抑郁而死的曹植等。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魏晋文人何以有那么多怪诞的行为和言论。他们嗜酒如狂，装疯卖傻，“口不臧否人物”，“喜怒不形于色”等等，无非都是保全自己的手段而已。他们笔下，时而流露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境，时而情不自禁地发出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呼唤，这都与自身的危殆处境有关。今天人们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殊不知，文学的自觉是以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而这种觉醒与他们朝不保夕的处境紧紧相连。一句话，魏晋文学的自觉付出了包括文人生命在内的巨大代价。这是题外话，不赘。

《后汉书·逸民传序》谓古代隐士“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一作“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情”，颜师古注将这六类情况落实到人，未免过于机械、简单。但他认为“四皓”属于“去危以图安”的一类，如果仅从隐居的原因来看，是十分恰当的。陶渊明隐居的动机与“四皓”十分类似。《汉书·王吉传序》云：四皓“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桃花源记》借隐者之口说：“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这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陶渊明自己隐居原因的自白。

陶渊明生当多事之秋，身处是非之地。《晋书·桓玄传赞》云：“灵宝隐贼，世载凶德。信顺未孚，奸回是则。肆逆迁鼎，凭威纵匿。违天虐人，覆宗殄国。”说的是东晋元兴二年（公元403）桓玄篡晋之事，这年陶渊明39岁。[12]在此之前，桓玄在攻城略地、扩大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大肆杀戮贵族、朝臣。琅琊王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击将军邃、太傅参军荀逊、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谯王尚之与其弟丹阳尹恢之、广晋伯充之、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刘袭、高平相朗之、彭城内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都死于桓玄之手。又据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桓玄别传》，荆州刺史殷道护的参军罗企生、鲍季礼也被桓玄所杀。篡晋前，桓玄曾自任江州刺史；篡晋后，又把晋安帝迁到寻阳。这些事，都发生在陶渊明的眼皮底下，对他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刺激。他的诗句“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二十首之七），就写于桓玄篡晋的当年，明以“四皓”避秦自喻。他四十九岁时写的《五月旦作和郭主簿》中云：“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出自《四皓歌》：“富贵而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可见陶渊明始终具有避乱保身的“四皓”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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