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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们熟知的“商山四皓”从汉代起就可以叫做“南山四皓”，陶渊明诗文中的“南山”、“南岭”、“南阜”都是在暗用“四皓”的故事。“四皓”精神大致可用“避乱隐居，不仕修身，待机出山”来概括。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四皓”情结，他归隐的主要原因是为躲避当时政治风云可能造成的祸患，同时也在等待着出山的机会。陶渊明的“四皓”情结对我国传统文人“外圆内方”集体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南山四皓 陶渊明 四皓精神 避祸 隐居 外圆内方
引子
数年前，读到沈从文先生的一篇短文，题为《“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大意是：
以往人们只知道“商山四皓”的典故，但有两件出土文物却出现了“南山四皓”的写法。一件是在朝鲜发掘的汉墓里发现的用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上面用彩漆绘有西汉以来流行的孝子故事，还在一角绘有四位高士的图像，旁边用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四个字。竹筐的产生年代为西汉末东汉初。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南山四皓”的。“南”字的写法，和西域木简的“南”字一样。一件是在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墓中，有一块画像砖，在浮雕人像旁有四字题识“南山四皓”，用的是楷书。人们以往多以为从“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中可见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多么悠闲洒脱、从容不迫。其实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何以为证？那个画像砖产生的年代，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相差不多。”所以这两句诗中蕴含着作者的“感慨”，正可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发生联系。[1]
我惭愧至今未见到沈从文先生所说的两件文物，朝鲜发现的那件自不必说，就连在笔者家乡河南省发现的那件也无缘得见。但在文献中却读到了不少“南山四皓”的用例，因而对沈老介绍的文物确信不疑。自王国维以来，不断有人用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物相互参证的“两重证据法”研究文史，沈从文先生就是其中成果卓著且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沈老论著俱在，毋须我来饶舌。这里只是想说，在沈老启发下，我再次阅读陶渊明的诗文和有关史籍，认为“悠然见南山”确实是在用“商山四皓”的典故，而不是真的见到了山。进一步说，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乃至全部作品，都充满着“四皓”情结。今草成此文，算是对沈从文先生的小小回应。先生已经作古，就算是对他的一点纪念吧！
一
“商山四皓”的典故，出于《史记·留侯世家》和《汉书·张良传》。大意是：刘邦欲废太子刘盈，吕后用张良计，使隐居深山的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位须眉俱白、德高望重的八十老翁出山辅佐太子，刘邦见太子羽翼已丰，于是打消了废掉他的念头。这两处记载都说四老“逃匿”的原因是为避刘邦侮士，“义不为汉臣”；且未讲他们藏于何山。而《汉书·王吉传》前有一段小序，讲到“四皓”事迹，与上述记载不同：
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
这段话中最关键的“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数句，是考察陶渊明为何隐居的重要线索，此处姑置不论，先说“商山”、“南山”的问题。
颜师古《汉书·王吉传》注云：“四皓称号，本起于此。”盖因首次出现“避而入商洛深山”语故；四皓者，“商山四皓”也。然而，“商山四皓”又可以叫“南山四皓”。请看如下几例：
例一、《广韵》卷二《十六蒸》于“应”字下注云：“汉有应曜，隐于淮阳山中，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此事发生于四皓赴召之时，可见“南山四皓”的说法产生之早。
例二、《太平御览》卷五七三引崔琦《四皓颂》：“昔南山四皓者，盖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东园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暗昧，道灭德消，坑黜儒术，诗书是焚。于是四公退而作歌……”按崔崎，《后汉书》有传，涿郡安平人，先后作《外戚箴》、《白鹄赋》以刺梁冀，“后除为临济长，不敢之辞，解印绶去”，后终为梁冀所杀。
例三、《乐府诗集》卷五十八引《古今乐录》：“南山四皓隐居，高祖聘之，四皓不甘，仰天叹而作歌……”按《古今乐录》为南朝陈释智匠所撰，正与沈从文先生介绍的第二件文物产生于同一时代。
例四、《文选》卷二十三欧阳坚石《临终诗》：“伯阳适西戎，子欲居九蛮。”李善注：“魏武《饮马长城窟行》曰：‘四时隐南山，子欲适西戎。’”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谓：“句首当作‘四皓隐商山’。”[2] 按逯云“四时”乃“四皓”之误，是；惟“南山”则不必为“商山”之误。又按，据《文选》李善注引王隐《晋书》、孙盛《晋阳秋》，欧阳坚石名建，晋石崇外甥，赵王伦征西扰乱关中，建力劝不听，于是二人有隙，终被害，《临终诗》乃建行刑前所作。
例五、《艺文类聚》卷三十六引阮瑀诗：“四皓潜南岳，老莱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贱贫。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艺文类聚》为唐·欧阳珣所编。
“南山四皓”的用例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再赘举。总之文献材料完全可以和沈从文先生所举的两件文物相互印证，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商山四皓”压根儿就可以说成“南山四皓”，且直到陶渊明身后仍是如此。那么，“四皓”究竟隐于何山？“商山”与“南山”又是什么关系？许慎《说文解字》“颢”字条引文有“南山四颢”，段注引皇甫谧《高士传》（略见下文），并注云：“曰蓝田山，曰商洛地肺山，曰终南山，东西相接八百里，实一山也。”经翻检《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知段说甚是。南山，即终南山，位于长安之南约五十里，从西向东，横贯凤翔、岐山、郿县、武功、盩厔、鄠县、长安、咸宁、蓝田等县境，约八百里。《禹贡》谓之“终南”，《诗经》谓之“终南”亦谓之“南山”。关中一带人历来称其为“南山”，盖因其在都之南故。商山，即商洛山，别名地肺山，位于南山之东，是南山的支脉，也可称“南山”。商山靠近蓝田山，二者有时混称。晋皇甫谧《高士传》称“四皓”隐于商洛山、地肺山、蓝田山、终南山者，以此故。总之，南山是山脉名，非具体山名，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秦岭。商山是南山的支脉，秦末汉初四皓即隐居于此山。
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商山四皓”又可称“南山四皓”了。唐白居易有《答四皓庙》诗，《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五记“四皓庙”在终南山下，并云：“南山即四皓所隐”。这都是由于“南山”可包容“商山”、代指“商山”故。但是反过来，“商山”却未必能代指“南山”。加之世传《南山歌》、“南山豆”、“南山豹隐”、“终南捷径”等典故的掺入，“南山”作为隐居的典故，使用频率极高。而“商山”则往往只与“四皓”相联系。渐渐地，人们只记得“商山四皓”，忘记了“南山四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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