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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础理论的水平，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且关系着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多年来，中国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应该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但远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有许多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关于民俗与民俗学的概念问题，至今还在争论之中。民俗学的含义、研究对象和范围究竟是什么？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钟敬文先生就曾提出过“民间文化”的概念，甚至想用这一名词取代“民俗”一词，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钟敬文用“民间文化学”代替传统“民俗学”概念的直接理由是：“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很明显，这一扩大了的民间文化范围，已和传统的民俗学研究范围，有了很大的区别。它包括了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科学技术和民间组织等许多方面。早期的英国民俗学家斑尼（C.S.Burne）女士，在其所著《民俗学概论》中说：“民俗包括民众的心理方面的事物，与工艺上的技术无关。例如民俗学家所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状，而是用犁耕田的仪式；不是渔具的制造，而是渔夫捞鱼时所遵守的禁忌（taboo）；不是桥梁屋宇的建筑术，而是建筑时所行的祭献等事。”显然，这和我们今天的理解完全不同。就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绝不是单一层次的，它包括了所谓的上层社会文化，中层社会文化和底层社会的文化。上层社会文化，是历代文人及统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中层社会的文化是城市市民的文化；底层社会文化是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而所谓“民间文化”，自然包涵着中层文化下层文化。这是当代民俗学研究层次扩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显然“民间文化学”比之“民俗学”在术语概念上，要明确得多。自从1846年英国民俗学家汤姆逊（V.J.Thoms）提出“FOLKLORE”这一学术名称，世界民俗学的发展，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不论国外社会学科关于民俗学的归属如何划定（如归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中国民俗学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据民俗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和今天的发展，将其称为“民间文化学”未尝不可。
此外，还有民俗学与风俗学的问题，也已经有人提出。民俗学传统上被理解为研究民间风俗、习尚的学问。很明显，它的研究局限在中层社会文化和下层社会文化之间，上层社会文化被排斥在外。上层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的上位文化，自然不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畴。但上位文化与下位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官方仪礼与民间仪礼之间，从来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一年中的岁时节日，有关人生仪礼等等，无论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一般民众都要依例进行，只不过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区别罢了。所以，有人提出用“风俗学”取代“民俗学”，认为这样可使研究的范围更扩大一些，研究更自由一些，这也不是没有道理。
最后，还有“民俗文化学”的概念，也值得讨论。“民俗文化”的概念，近几年来，运用得比较广泛，范围所指也比较宽泛。伴随着中国旅游业兴起的民俗文化热潮，方兴未艾。“民俗文化学”概念必然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除了民俗学的概念之外，关于民俗的特征、功能、分类、民俗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民俗学方法论的问题，也都显得十分突出。应用民俗学和地域民俗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语言民俗学》、《文艺民俗学》、《经济民俗学》等已有专著问世。民俗发展史、民俗资料学的建设至今还是一个空白。中国民俗学发展到现在，应该建立自己完整的体系和理论框架，以指导学科的研究。
民俗学研究领域的确定，是摆在中国民俗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它关系着中国民俗学的性质。时至今日，文化人类学派“遗留物”观点的影响，并没有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完全消除。但时代毕竟在前进，民俗学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开拓，在传统与现实面前，中国民俗学在作着自己的选择。1984年，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入门·序》中说，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它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这两者的不同，正像‘生物学’与‘古生物学’的不同一样。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这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种研究领域上的转轨，将目光投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意味着民俗学已不是一种陈旧的、僵死的学问，而是一种新鲜的、活泼的学问。并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和世界民俗学取得同步发展。
民俗学的“现在性”，标志着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但这并不排斥民俗学对传统民俗事象的研究。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应该关照本国的国情，同时也要关照民俗本身的特征。因为民俗具有传承性，不了解民俗的历史，就无法把握民俗的现实。所以我们在强调民俗的现实性时，对传统的民俗事象同样要给以重视。中国民俗学的研究，需要从文献、传统和现实民俗事象的调查三方面入手，将历史的与现实的民俗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关于描述与研究问题在民俗学研究中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所谓描述，是指对具体民俗事象的观察和记录。民俗，是靠语言和行为传承的文化行为模式。用文字作符号，将民间传承的民俗文化现象，源源本本地记录和描述下来，是相当困难的。即便是使用现代化的录音机和摄像机，虽可补充语言描述的不足，但它仍不能脱离语言和文字的帮助。民俗学研究，历来十分强调“田野作业”，它强调对民俗事象的考查与描述，这是民俗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目前，中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水平，和国外民俗学相比（如美国、日本等），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基础还很差。由于过去对民俗学的认识不足和某些偏见，各级文化部门并没有对中国各民族的民俗作过全面的普查，甚至连地区性的专门普查也很少，所以我们对中国民俗文化的整体，对它的源流和沿革，对各地区、各民族民俗文化的特点，均不甚了了。中国的民俗文化，历来存在着多元格局。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民俗文化，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历代中国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同样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春秋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倡导推行“胡服骑射”，开各民族民俗文化交流之先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的民俗文化，都是在各民族的共同参与中形成和发展的。忽视这一特点，将中国民俗学看作是汉民族民俗学，且主要以研究汉民族民俗为主，是不对的，这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大弊端。
我们这样讲，并不是否定中国民俗学工作者在以往的“田野作业”中所作的工作。诚然，目前所出版的民俗志和民俗学丛书已经不少，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些著作，就会觉得，以往在民俗的考查与描述中，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其中最突出的是，大多数民俗调查者对具体民俗的记录，还停留在宏观描述的水平上，缺乏对民俗事象的深入细致的描述。也就是说，表层的描述已作了不少，深层的细节描述和心理描述却显得不足。这不仅涉及到民俗学描述的科学性，也涉及到民俗考查、描述的技术和技巧问题。民俗，从来都是一种时空文化，它所包含的层面是极其丰富的，既有物质的因素，也有精神的因素，物质的因素是表层的，精神的因素则是深层的。民俗考查不仅要注意到这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而且要将这种联系精细地描述出来。比如：我们对居住民俗的考查与描述，以往大都集中在民居样式特征的描述上，如蒙古包、傣家竹楼、吊脚楼、四合院等。实际上，民居习俗所包含的范围是很广的，从微观考察与描述的角度它应包括：１、居住地周围的自然环境（土质、气候、水利），各类资源，生产状况（农、林、牧、副渔各业），交通设施等。２、住宅的布局、结构（必要时要绘出平面或立体图），住宅内房间的分配、位置、名称，供何人使用（区别不同身份）。３、火塘和灶的位置，有无特别的意义，有无灶神。４、屋内家神供奉的位置。５、家具的种类、名称、制作、使用。６、住宅的修建（材料、过程）和仪式。７、房屋建筑的类型，不同身份的人家采用不同的类型。８、附属设施（包括畜圈、厕所、仓库等）。以上所列还只是考察要目，具体的考察可能还要细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把握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民居文化的整体，才能将表层与深层的描述与研究结合起来。描述永远是民俗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好的考查与描述，民俗学研究就不能深入下去。中国民俗学发展到现在，必须在“田野作业”中加强微观考查与描述，否则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和发展将会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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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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