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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9 月“中国社会学学会女性/ 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正式成立，它标志这一学科走向了主流社会学界。30 年的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好像走过一个世纪，因为它不仅承接了传统社会学的知识、经历了社会转型，还应对了整个社会科学界的理论挑战和全球化的政治影响。这一学科发展路径和研究内容十分繁杂，为更好的评述，本文做了个粗浅的限定：第一，因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本文采用了最简单做法是：只评述社会学专业书刊刊登的学术成果。第二，虽然有大量的海外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被介绍进来，也有不少学者在海外发表对中国女性/ 性别的研究，本文只评述在大陆以中文发表的研究成果。第三，积累的研究成果太过丰富，因篇幅所限，本文重点从学科发展进程、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与理论三个方面入手。第四，因有学者对性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进行评述，本文只能将相关研究排除在外。
一、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妇女研究在社会学界有漫长历史，也是早期社会学关注的问题。即使在社会学中断的20 年间，妇女研究也一直在继续着。改革开放后，妇女“问题”凸显，迎来了妇女研究的第一个高峰，20 世纪80 年代初至1994 年左右可称为改革开放后妇女研究的第一阶段，这是妇女问题的呈现阶段，突出特点是将妇女问题化，呈现妇女在就业、婚姻家庭等方面突出的社会敏感问题，但很难提升到“研究”程度。第二阶段是1994 年前后至2000 年左右，为了迎接1995 年在中国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妇女研究领域迎来了一个广泛吸纳国外理论和反思阶段，可称其为妇女问题理论化阶段，并逐渐引入性别视角，这种理论化广泛涉猎社会学的基础概念和理论。2000 年前后到今天，社会性别理念广泛使用，社会学界出现了将性别视角纳入各类社会学研究的态势，可称其为将社会学问题性别化阶段，挑战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并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教材出版。
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发展大致归纳为四个特点：第一，相关研究广泛和深刻地受到西方女性/ 性别社会学以及全球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同时，中国社会特有的本土化问题，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实践也构成了世界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的思想库和实践场。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以及社会转型深刻地影响了其研究内容和理论的发展。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像个分水岭，将妇女研究从隐性变为显性，从描述性研究转向概念和理论建构。有关“妇女回家”、“男女退休年龄”等现实问题的讨论也推动了学科本土化发展。第三，强调以事实和资料为依据，着重女性经验的拓展。从1990 年起，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开始了每十年一次的“中国妇女地位调查”，为数据和资料的积累奠定了基础。[1]同时，大量的以个案研究和口述史资料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拓展了理论空间。第四，虽然女性/ 性别社会学已经成为显学，走向主流，但参与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女性，缺少一个由学界共同参与的局面，这不仅意味着缺少两性间的对话，也意味着由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学界缺少整体性的知识反思。
二、方法论与知识生产：在社会学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
女性/ 性别社会学对社会学的突出贡献是在知识生产或方法论方面，其理论基础是女权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虽然面临知识社会学所共有的矛盾和紧张，但是通过保留批判与宽容并存的方法论取向，她们为自己的政治和学术发展赢得了广阔的空间。女性主义知识社会学的新主张有：（1）强调性别的核心作用，建立性别平等的知识模式。（2）知识主体的新特征，即知识主体是具体的人，是具体的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的人，也是有情感的人。（3）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新型关系，即非等级制的、参与式的互助合作关系。（4）强调立场论与知识的情境化。[2]（P27）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前后，中国社会学界持续地介绍了西方女权主义的方法论。[3][4][5][6]在知识生产的问题上，女性/ 性别社会学要回答是：（1）如何用社会学正统知识来分析女性的经验；而女性那些无法被解释的经验又蕴含了怎样的知识。（2）面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模式存在的内在缺陷，即社会学理论本身可能是支持性别统治和男性霸权的基础，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研究该如何有效地批判父权制文化重构新的知识。这些问题一直是其知识生产上的难点。
具有挑战性的女性/ 性别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是以熊秉纯的一篇论文为代表，[7]该论文提出要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构知识体系，这要做到：（1）摒弃空洞的词汇，以细致深刻的解析挑战现有的男权中心的价值体系、知识内涵，而且能够与社会上的妇女工作的实践者进行对话。性别研究和性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些基本知识提出了挑战。（2）给个案研究以一席之地，个案研究的目的是从微观出发，了解人与人、人与群体，或人与文化、政治、经济机制的互动关系。（3）检视研究者的先见对建构知识的作用。对社会学的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这些挑战要求社会学从方法论上反思传统男性的或异性恋的立场，要求关注更多的声音和经验，并深入讨论那些可能被社会学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背后的权力。在知识生产上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议题。
第一，挑战“价值中立”的立场，强调了以女性/性别立场来进行研究的学术意义。1994 年，中国社会学界以《社会学研究》杂志为阵地展开的一场有关“妇女回家”的讨论，似乎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男女社会学家共同参与的讨论，形成了方法论的对话。对话涉及到妇女研究是否应当“价值中立”？“性别/女性立场”是“国家利益取向”还是“个人利益取向”？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经济和提高效率的前提下，现代性话语获得了合法性。富国强国的现代化出路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率来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只能带来低效的逻辑关系合情合理地被建构出来，而建构的主体是男性学术精英。[8][9]对话中，女性立场在强调现代性的框架下以人权的方式提出来。“女人回家不回家（或说就业不就业）应当由她们自己决定，这是女性的基本人权之一。”[10]这场争论并没有持续的男性参与和深入的方法论反思。但它揭示出不存在“中立”的学术立场，看似“中立”却是男性的知识。目前至少存在两种立场的研究，一是普遍存在的“价值中立”立场，二是女性立场。前者强调站在客观的角度，不偏向任何性别地进行研究；后者则是偏向于女性的研究。同时，研究理念上存在着两种态度，一是特殊性态度，二是普遍性态度。所谓特殊性是指将妇女作为特殊性的人群纳入到研究者的视角，或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妇女作为妇女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她/ 她们之所以成为妇女，或一个/ 一群妇女的文化因素、社会背景及人生经历等；而普遍性态度则更多地注意到社会性别/ 文化在两性成长中的影响和作用，注意到妇女自身经验、感受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观念所固有的价值，女性仅仅作为“妇女”的特殊性意义正在逐渐被其作为“人”的普遍性意义所涵盖。[11]
第二，反思二元论和本质主义。从事女性/ 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普遍否认天生的男性强大、女人弱小的性别存在，而是强调社会建构。对“铁姑娘”的再思考[12]和对“家庭暴力”不断被再生产的反思[13]都力求说明不存在一个本质的“性别属性”，是特定的社会情境、文化传统和性别互动的过程共同建构了两性在社会中的位置。
第三，反思绝对主义，建立多元视角。当研究者强调女性/ 性别立场时，很容易发现它的局限性，即女性是一个多元的存在。当加入阶层、城乡和族群等概念时这些问题显得特别突出。一批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展示了坚持让被研究者作为主体的努力。[14]当发展项目中加入少数民族和性别变量时，妇女自身同样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和权力等级，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情境下使再现妇女充满着挑战。[15]
第四，努力将社会学问题性别化。当将传统的社会学问题以性别的视角提出时，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研究领域也更加宽阔。一项对公厕的研究拓展了学术领域。公厕是一个性别化的类别，对女与男的意义截然不同，其中的差异不单显示出男尊女卑的身体政治，更重要的是，主流社会的公厕大多以男性的需要为依归，漠视女性的独特处境与需要。[16]这样一种问题化的方法几乎挑战社会学的所有知识。
第五，努力将研究与行动联系起来。特别是使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将就业妇女的社会支持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践和赋权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提升能力。[17]在诸多扶贫项目中，妇女发出声音、关注妇女需求，建立以妇女为中心的医疗救助模式、社区发展模式等。在国际NGO 项目的支持下，女性/ 性别社会学做了大量的实践工作，[18]并从中发展理论。
女性/ 性别立场的知识生产方式还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从关注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拓展到关注社会所有的压迫现象、从关注女性经验到关注所有被压迫者的经验上需要发展，同时理论的提升也需要更多的学术讨论和批评。同时，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方式也面临社会学的挑战，因为从妇女的视角看世界，是否能够抽象出普遍的社会知识来，而这些普遍的知识又如何被社会学理论所检验和被社会学界所接受等问题都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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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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